試鋒芒，就遭挫折。旋被令孤楚、牛僧孺召為從事，後授秘書郎，不久即遭宦官誣陷，貶為柳州司戶參軍。“更驚”句即指此番遭貶。詩人把劉蕡比做受讒而被放的屈原，遠貶南荒，難歸鄉土。前一“已”字，後一“更”字，緊湊有力地把劉的生平遭際中兩件大事聯結起來，透過沉痛憤慨的筆調，表現了詩人對劉的遭遇深致扼腕。
頸聯又借用歷史人物進一步抒寫對劉蕡的敬仰和同情。“漢廷急詔”用賈誼遭貶三年後又被漢文帝召回長安，拜為梁懷王太傅的故事。這句是說，如果皇上急召賢臣，以先生之才，應是首先被召去的，還有誰可以比你先回朝廷的呢？這裡高度稱讚劉具有賈誼的抱負和才華，相信他一定會受到重用，敬慕和勸慰之情溢於言表。“楚路高歌”用楚國狂人接輿的故事。而劉蕡身貶楚地，恰與接輿彷彿，借劉的遭遇來抒發自己的滿腔憤激。“自欲翻”，體現了詩人對摯友的深切同情和理解。
結尾“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不僅是真摯深切的友誼之歌，更是對當時腐朽政治的憤激的控訴。兩位摯友在遠離家鄉、遠離帝京的地方不期而遇，其興奮和喜悅之情，是可想而知的。這是“歡”的來由。然而為什麼又“歡”而“復泣”呢？原來這意外相逢，恰同在他們患難之時：一個是得罪被貶；一個是長期受排擠而萬里投荒。大體相同的坎坷命運和對國運的憂切，又使他們不得不泣。“歡”不過是知音乍見時一剎那間的快事，而“泣”則是經過悲憤交加的長期醞釀。歡而復泣，感情複雜而沉痛，包含著個人的失意，但主要卻是為國運難扶而“泣”。末句中這一點表現得很顯豁。鳳巢，比喻賢臣在朝。《帝王世紀》說：“黃帝時，鳳凰止帝東園，或巢於阿閣。”現在賢臣一時都已星散，遠謫窮荒，備受排斥，“君門九重”，他們又如何可能竭忠盡智呢？詩人長期目擊黨爭的翻雲覆雨，又飽經天涯飄泊的生活，對唐王朝的黑暗現實的認識就更深切了。因而這首感情深摯的投贈之作，揉合了同情知友和憂時憤世之情。結尾的殷憂和憤懣，表面落在鳳巢西隔、急詔無從上，但實際更和首聯呼應。劉、李的遭遇，不都同是晚唐王朝“重碇危檣白日昏”的必然結果麼？
這首詩以感慨蒼涼的雄渾聲調和高昂挺拔的沉鬱氣勢，表現自己哀時憂國的情感。詩在憤激之中，寓有深諷；景語之中，滲透情語；由眼前江風的險惡聯想到國家的隱憂；從同是天涯淪落的遭遇引起了歡泣交加的複雜感情，“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劉熙載《藝概》），寓哀愴憤激於深沉凝重之中，具有似矛盾而又統一的深厚蘊藉的獨特風格，可說是古典詩歌中的藝術珍品。
（吳調公）
悼傷後赴東蜀闢至散關遇雪
悼傷後赴東蜀闢至散關遇雪
李商隱
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
散關三尺雪，迴夢舊鴛機。
李商隱生活的年代，“牛李黨爭”激烈，他因娶李黨王茂元之女而得罪牛黨，長期遭到排抑，仕途潦倒。儘管如此，他與王氏始終情篤意深。宣宗大中五年（851）夏秋之交，王氏突然病逝，李商隱萬分悲痛。這年冬天，他應柳仲郢之闢，從軍赴東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臺縣）。痛楚未定，又要離家遠行，悽戚的情懷是可想而知的。這首詩，就寫於赴蜀途中。
起句“劍外從軍遠”，點明這次遠行的原因是“從軍”，即入節度使幕府。“劍外”，指劍閣之南蜀中地區。詩題“遇雪”而作，卻從遠寫起，著一“遠”字，不僅寫行程之遙，更有意讓人由“遠”思“寒”。隆冬之際，旅人孑然一身，行囊單薄，自然使人產生苦寒之思，又自然地使人盼望家中妻子寄棉衣來。可是，詩人的妻子已經不在人間，有誰寄棉衣呢？
第二句“無家與寄衣”，蘊意精深。一路風霜，萬般悽苦，都蘊含在這淡淡的一句詩中了。詩人善於用具體細節表達抽象的思念，用寄寒衣這一生活中的小事，傾瀉出自己心底悲痛的潛流和巨大的哀思。
“散關三尺雪”句是全詩的承轉之辭，上承“遇雪”詩題，給人“亂山殘雪夜，孤燈異鄉人”的淒涼飄泊之感，同時，大雪奇寒與無家寄衣聯絡起來，以雪夜引出溫馨的夢境，轉入下文。我們不妨這樣聯想，也許因為大雪封山，道路阻絕，作者只能留宿散關驛舍。傷痛倦極，朦朧入睡，睡夢中見妻子正坐在舊時的鴛機上為他趕製棉衣。“迴夢舊鴛機”，情意是多麼真摯悲切！紀保г疲骸盎孛尉稍Щ��套饔屑蟻胍病！庇謾壩屑蟻搿狽闖摹拔藜搖鄙テ薜耐純啵�猿瀆�蘿跋Ｍ�拿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