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否定東京審判不是單純否定一次審判的結果，而是要否定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以東條英機為首的甲級戰犯雙手沾滿亞洲國家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鮮血，是對世界和平和人道犯下滔天罪行的歷史罪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結果，是構成戰後國際政治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早已成為國際常識，任何企圖推翻這一審判結果的行徑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全程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透過對東京審判的潛心研究指出：東京審判自始至終，都具有不可辯駁的法理依據，其正義性、合法性不容否定。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認為東京審判的結果有損其“政治大國”的形象，開始變本加厲地攻擊東京審判，使否定東京審判的思潮充斥到了政治、思想、學術、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日本國內這股否定東京審判、為侵略戰爭翻案的思潮，已經產生了惡劣影響，將對日本今後的政治走向、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都產生消極影響。
在歷史問題上，日本右翼政要總是不時發表胡言亂語，不斷傷害戰爭受害國人民的感情。這不能不讓人產生一個疑問———日本能否在國際社會扮演一個負責任的角色？
按照國際公法的原則，凡是為二戰中法西斯國家反人類罪行翻案的言行都是違法的。在德國，為希特勒政權辯護的言行是違憲的，會被判刑。但在日本，右翼為戰犯翻案從東京審判後就從未停止過，現在就連日本政客也公然加入為戰犯翻案的行列。其原因就在於美國對日政策的改變，使日本戰前的部分軍國主義戰犯、軍人和右翼官僚政客重新回到軍界和政界，導致軍國主義和右翼勢力死灰復燃。這些人的軍國主義思想和“皇國史觀”根深蒂固，自然對他們在侵略中國等亞洲國家的戰爭中所犯的罪行拒不認賬，埋下了今天日本為侵略歷史翻案的禍根。
近年來，“皇國史觀”甚囂塵上，右翼勢力公開頌揚裕仁天皇這位戰爭元兇的“聖德”，認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完全如天皇所言“實出於謀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故，至若排除他國主權、侵佔領土之類，固非朕志”。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病逝，竹下登首相就曾表示：“天皇一直為世界的和平和國民的幸福而祈禱，不忍心看到國民在戰爭中的痛苦掙扎，做出了結束戰爭的英明決斷……天皇的聖德將永遠銘刻在國民心中。”令人吃驚的是，一些很有影響，過去比較客觀地對待歷史問題的學者和歷史學家，也一反常態，透過撰寫文章、發表演講，為天皇頌德，為戰爭免責。同時，右翼團體及一些狂暴的皇道主義分子，用卑鄙的手段攻擊和迫害那些批評天皇的人們，造成恐怖或流血事件。長崎市長本島在市議會上認為，天皇早做結束戰爭決斷，長崎可能不會遭受原子彈之害，因此天皇應負戰爭責任。結果在天皇去世之時，極右翼分子恫嚇與攻擊他，揚言要其辭職，否則對其人身及家族的安全不負責。對“皇國史觀”，不但眾多右翼分子深信不疑，而且一些政客與政府官員也同樣信奉，甚至在公開場合大肆宣揚。2000年5月15日，森喜朗首相在日本神道政治聯盟國會議員懇談會上坦言：應當讓國民理解，日本就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的國家，神道政治聯盟就是為此目的而活動了30年，接著又表示，將以政府的立場積極推行神道教的宗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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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右翼”當權（4）
與西方基督教“罪感型文化”不同，日本神道教是一種“羞恥型文化”。前者認為，人類儘管有原罪，但是可透過悔罪使靈魂獲救，悔罪行為值得稱道。後者則將失敗與公開認罪視為一種恥辱，主張拼死報復，保全面子。日本民族主義的核心中包含後一種文化心態。“皇國史觀”認為既然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國，天皇和國家從來都是正確的，那麼按天皇的意願所作所為就根本沒有錯誤和悔罪可言，為遭受“不公正審判”的戰犯翻案就是理所應當的了。
因此，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一結束，日本右翼勢力就提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緊接著又叫嚷東京審判不公平，日日夜夜都在為處以絞刑的甲級戰犯鳴冤叫屈，為他們收集遺骨，評功擺好，為其翻案，併為之樹碑立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座戰犯碑的出現。
第一座是1960年出現的興亞觀音“殉國七士墓”。1948年12月23日，在東京巢鴨監獄刑場，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廣田弘毅、坂垣徵四郎、木村兵太郎等七名甲級戰犯被處以絞刑。次日拂曉，駐日美軍用汽車將七名戰犯的屍體運往橫濱市久保山火葬場火化。獲得這一訊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