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展開調查。一般來說，在辦案過程中，負責案件偵破的主管探員有權自主地採取行動。但是對於涉及違反選舉法、人權法案和其他一些法律的案件，則必須得到司法部的授權，聯邦調查局才能開展行動。在水門事件中，我們向司法部提供了有關那些骯髒把戲的充足的證據資料，但是每一次我們都被告知無需再作進一步的追查。在特別檢察官接手此案後，聯邦調查局被要求對上述這些問題展開深入調查——而我們也非常高效地完成了任務。
對於聯邦調查局來說，水門事件是一段艱難的時光，而對於我本人而言則不啻於是一場夢魘。儘管面臨重重障礙，但是正如記錄所顯示的那樣，聯邦調查局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在調查開始後的前八十四天裡，我們約談了一萬五千人，掌握了一千九百多條線索，發出了一百二十張傳票。全國各地五十一個分局裡的共三百三十名探員，投入工作的時間總計超過了一萬四千小時，並提交了多達三千五百頁的一百三十份調查報告。聯邦調查局蒐集的資訊成為對水門事件涉案嫌犯提起訴訟的基礎依據，這些成績足以使得聯邦調查局無須向任何人表示歉意。如果說在有些時候，我沒有遵守正常的作業程式或是對代理局長的某些行為表示支援，我只是希望某一天聯邦調查局的同仁能夠理解我這麼做的原因。我希望聯邦調查局那些忠於職守的同仁能夠認識到當時我們所處的異乎尋常的環境，理解我為了保衛我們的國家以及聯邦調查局所不得不做的一切。
公允地說，對於聯邦調查局調查所取得的成功，部分地也應歸功於報界媒體的工作。在那種環境下，聯邦調查局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但是毫無疑問，如果沒有媒體的幫助，白宮捲入竊案的很多情況，以及隨後對事情真相的揭露就不可能公之於眾。對於我幫助伍德沃德揭露真相一事，人們也許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爭論我的所作所為是否正確。但是至少，我們的確將事實大白於天下，難道這不正是聯邦調查局的職責所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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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奧康納補遺（1）
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馬克·費爾特在著文之時，依然沒有透露他就是那個“深喉”。此後，他幾乎再也沒有回憶和記述過那段往事。其結果就是，對於他這段經歷的三個方面的重要問題，他也從來沒有加以闡明。為什麼他會冒著極大的風險，提議與伍德沃德在車庫見面？他是如何計劃和安排這些會面的？以及他是如何擺脫聯邦調查局對他的偵查的？藉助於他以前的秘密檔案，以及透過與他的家人和同事的訪談，我在下文儘可能地對他的行動策略進行了重新描述和再現。——約翰·奧康納
三十多年過去了，馬克·費爾特揭露尼克松政府犯罪行為的舉動依然顯得那樣勇敢。當時他面對的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一個陰謀試圖阻礙司法公正的龐大聯盟。當1972年6月17日水門竊案爆發之際，尼克松的高階幕僚已經在忙於掩蓋其一系列的違法行為，其中包括基辛格電話竊聽事件，私闖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的精神病醫生辦公室事件，白宮“水管工”的詭秘行徑，以及代號為“寶石”的、極端主義者的政治分裂計劃等等。幾個竊賊在水門大廈的落網，極大地加劇了白宮的焦慮和不安。白宮幕僚和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的官員們知道，這幾個人的被捕，很可能危及他們在競選過程中所支援和資助的一系列範圍更為廣泛的骯髒把戲。當中央情報局的領導得知中央情報局的前探員亨特和麥科德以及其他一些中央情報局的古巴裔探員也已被捕的訊息之後，則擔心不斷擴大的醜聞將使許多秘密行動被曝光。而司法部——在該案中一個常常被歷史學家忽視的機構——則在聯邦調查局追查那些強大的政治勢力的過程中設定了難以逾越的障礙，雖然悄無聲息，但是卻極為危險，幾乎使調查歸於失敗。
無論其職銜有多高，作為一名其職責就是要追捕罪犯的職業探員，馬克·費爾特不得不與那些強大的政治勢力展開鬥爭，其中包括他的代理局長帕特里克·格雷，而後者則將聯邦調查局在調查過程中所採取的每一項舉措都通報給了白宮顧問約翰·迪安。在抓獲幾名竊賊的當天早晨，費爾特就知道他遭遇到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這是一次政治行動，也可能是一次由中央情報局採取的行動，或者兩者皆然。他同時也意識到，白宮將會對聯邦調查局施加沉重的壓力，以限制調查的進行，而聯邦調查局的獨立性也將面臨嚴峻挑戰。費爾特採取了十分靈活的策略，那就是將他的探員們正在追查的事情予以曝光，將公眾的注意力引向水門事件。竊案發生後僅僅兩天，他就幫助伍德沃德在《華盛頓郵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