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著《清心集》部分內容所成,其他所引均為王鍾翰口述。
侯仁之:崢嶸歲月憶燕京(1)
侯仁之,1911年生,山東恩縣人。1940年畢業於燕京大學,1949年獲英國利物浦大學博士學位。1952年任教於北大地質地理系,曾兼任系主任和校副教務長等職。現任北大城環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發展戰略顧問組顧問等職。
侯仁之長期致力於歷史地理學的教學與科學研究,其在對北京歷史地理的研究中,解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轉移、城市發展的特點及其客觀規律等關鍵性問題,為北京舊城的改造、城市的總體規劃及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候任之先生
口述:侯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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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學是在崇德中學上的,我的弟弟碩之也跟我一塊在那裡讀書。他雖然比我小兩歲,但是卻比我優秀很多,我對他十分佩服,在很多事情上都受到他的影響。我父親本來是安排我學醫的,但是在中學快要畢業的時候,我看到顧頡剛先生的一些著作,對歷史發生了興趣。在我躊躇的時候,我跟碩之商量,碩之跟我說:“學醫可以給個人治病,學歷史可以為社會治病。”就這樣,我就決定學歷史了。
1932年,我作為一年級新生來到了燕京大學。入學不久,有一天,我在校園裡散步,走到圖書館附近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座石碑,就是我剛才帶你去看過的魏士毅烈士碑。石碑是為了紀念在“三·一八”慘案中犧牲的燕京烈士魏士毅的,慘案發生的那一年,我還沒有在北京,但是也受到了這次學生運動的影響。所以我開始仔細地看碑文。碑文是這麼寫的:
國有巨蠹政不綱,城狐社鼠爭跳梁。公門喋血殲我良,犧牲小己終取償。北斗無酒南箕揚,民心向背關興亡。願後死者長毋忘。
如果說我在入學之後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要數這碑文了。北洋政府當時那麼殘暴、黑暗,但是在燕京大學,竟然能有這樣的碑,有這樣的碑文。你看看,“國有巨蠹政不綱”,當時的燕京就這樣敢於直接面對北洋軍閥的政府,“民心向背關興亡”啊,可惜他們不知道。我想,學校中豎起這樣的碑,司徒雷登一定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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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術興趣從歷史轉向地理歷史,洪煨蓮先生給了我很大的影響。我入學沒多久,洪老師關於勺園研究的著作《勺園圖錄考》就出版了,正是洪老師關於校園歷史的研究,引導了我對北京西北郊區歷史著名園林區的實地考察,進而又擴大到對整個北京地區開發過程的研究。不過洪先生並不是僅僅在課堂上教導我,有一次學校醫學預科的主任約用英文去作報告,題目就是北京地理(Geographical Peking)。那時我還從來沒有用英語做過講演,心裡有點膽怯,就極力推辭。那個主任於是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她本來請的是洪先生去講北京歷史,但是洪先生卻極力推薦我去講北京地理。我聽了之後就去找洪先生,跟他說我的英語水平還難以作公開講演。洪先生跟我說:“這正是你練習的好機會嘛。”不過他要求我要先寫好稿,對著他試講。
當時我已經是洪先生的研究生了,按照平常的情況都是在週末去看老師,到老師家,客廳裡面。1938年的一天,早上忽然間他要讓我來,我很奇怪,怎麼老師讓我早上到他家。到五十四號,這次不在客廳,而是在他的書房,他書房從來不許人進去的。我一進去,坐下,他說了一句話,“擇校不如投師,投師要投名師。”我心裡說你已經是個名師啊,洪先生給我解釋說:“美國哈佛大學是有名的大學,可是那裡沒有地理系。英國的利物浦大學,雖然不如哈佛大學那樣有名,可是那裡卻有一位地理學的名師,對中國地理很有研究。現在經過學校研究,已經決定明年秋送你到那裡去進修歷史地理學。”原來洪老師已經發現我的學術興趣發生了轉變。可第二年“二戰”爆發,我沒有去成,直到二戰結束後,我才到了那裡。
侯仁之:崢嶸歲月憶燕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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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我完成碩士學業後,已經決定留校任教,並開始備課。司徒雷登找我,把我叫到他辦公室,他說:“侯仁之你在學校已經八年之久,對學校情況瞭解,現在學生在日本憲兵的包圍之下有很多問題,必須要解決,一是在學校這麼久了,和學生來往很多,希望你除了教課之外,兼做學生生活輔導科的科長。”我一看,我不願意幹這個行政工作,書呆子願意教書,開兩門課壓力夠大的了,我怎麼辦呢?我說想一想,然後找我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