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由地下黨員張振中等16人組成黃浦區攤販委員會，派專人在設攤馬路兩端望風，每次取締行動前先由警局內部的地下黨員通風報信，使警方查緝行動常常落空。
黃浦分局由局長帶領大批便衣警察兜捕1千多名攤販。
攤販委員會當即發動3000名小販家屬到黃浦分局請願，還焚燒了一家印刷廠，砸爛了南京路上四大公司的玻璃櫥窗，造成全市性的罷市局面。
最後上海市長把黃浦分局局長當替罪羊撤職，釋放了全部小販，發還已充公的貨物，下令停止了取締小販的行動。
二．
肖銳鋒自加入秘密情報戰線以來，他風塵僕僕地往來寧，滬，奔走淪陷區與蘇區根據地，冒著個人生命危險，出入敵營之中，周旋於魔鬼之間。
不僅獲得了不少有戰略意義的情報，而且利用可靠的情報網路，出色地開展了黨的地下保衛和*工作。
他機智地將收發報機和天線藏在秘密的假三層的夾縫中，壁上糊著牆紙，開啟處用牆紙的條紋圖案遮住，前面再放上一張茶几，因而未被憲兵，特務發現。當時
有人主張立即撤退情報組，但他認為，敵人既未找到證據，一撤反而暴露，勢必牽連戶主及住房的保人，堅持不露聲色，待風平浪靜後，終於安全撤退。
隨著日軍進入租界，整個上海出現了“軍憲環伺”，“密探如毛”，“漢奸為虎作倀”的局面，上海地下黨的處境日益險惡。
有一次，肖銳鋒奉命必須派人將《全會文獻選編》帶到蘇區親手面交蘇區黨的負責人，當時既不能派人分散帶走，更不具備把檔案翻拍成縮微膠捲的條件。
如何才能不被沿途敵人察覺，一時間誰想不出好辦法。
正在這時，他為檔案設計了一個迷惑敵人的“障眼法”，先把黨的檔案密封，按中統公文款式妥加一層封套，封套上按照當時習慣，用毛筆恭楷直書，上款寫明中統特工機構江西站頭目的職銜某某親啟，下款則書寫上海特工站某某緘。
肖銳鋒為此制定周密計劃，根據敵情，巧於應付，真正做到萬無一失。
他派交通員帶著這個密封檔案，一路避過了敵偽的盤查，透過了幾個關卡，終於順利到達蘇區，將檔案面交給黨。
周恩來同志對蔣統區形勢的分析，非常精闢地指出，工作重點應緊緊抓住推動群眾鬥爭和開展統一戰線兩個環節。
周恩來同志要求他們，既要堅定勇敢，又要機警謹慎。
這一指示，對當時上海地下黨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開展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根據當時形勢，敵情動態，並根據恩來同志“避免硬碰”的精神，進行部署，不要地下黨採取舉行大的紅色示威*，而是採取擴大各種愛國運動等方式進行鬥爭，使國民黨準備大肆逮捕*的計劃未能得逞，陷於各界人民譴責，抗議的窘境。
國民黨統治者越是面臨崩潰，對人民革命運動越是瘋狂的*。
第三十二章。溫熱縹緲的記憶
一。
在上海開埠之前，蘇州河是一條沒有橋的河。
上海的繁華在蘇州河南岸，北岸一片蕭寂。
那時，兩岸的人們舟楫往來，河道邊眾多的渡口便是印證。
19世紀中後期，蘇州河上掀起了第一波造橋運動。
當年，南岸租界人滿為患，這個城市急切地需要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河那邊，北岸正是新天地。
於是，英國人在蘇州河與黃浦江的交匯處，建造了蘇州河上第一橋—“威爾斯橋”，這座木橋的精確建造年代是1856年。
之後，河南路橋，福建路橋，浙江路橋。
一路向西，將北岸和南岸連成一體，大上海由此拓展，蘇州河演變為城市內河。
上棟下宇，南北平屋，東西或有廂房，中間呈現一個場院，植樹種花，可容納車馬。此類也有2進或3進的大宅，宅後總臨小河，可沿石階下河邊洗滌。
正門開在臨街的南屋，這種建築格局基本上與北方四合院大體相仿，所不同的是不大注重東西廂房。
房屋建築大多是木架人字形結構，前後兩坡大屋頂，白牆黑瓦，每個院落都帶有濃郁的吳越地域古樸風味。
石庫門房屋大都成排建築在井然有序的里弄內，是一種磚木立帖承重結構的毗連式房屋，脫胎於傳統的四合院，三合院民居住宅。
弄門縱向深入，過道兩旁即為相互毗連的石庫門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