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敵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這可以視為孔孟“德政”、“仁政”學說的進一步弘揚。《淮南子》主張人性本善。《泰族訓》認為“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這是對孟子思想的繼承。不過不完全認同孟子，《淮南子》強調“仁義之資”必須與後天教育相結合，才能臻於完美：“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二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嘔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向方。”即是說，善性是內在根據，教育是後天條件，只有兩者結合才能成*人之善，這顯然與孟子偏重於反本內求有所不同。至於把外部條件歸結為“聖人之教”的觀點、是古代哲學在社會歷史觀方面的共同缺點。
（三）《淮南子》與先秦法家思想
《淮南子》繼承、揮了商鞅、韓非的歷史進化觀念，提出：社會生活是變遷的，法令制度也應當隨時代變遷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記論訓》說：“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民主，。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又說：“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這些言論，從思想觀點到具體言詞，與商、韓是一脈貫通的。從當時社會現實看，“漢承秦制”，未加徹底改造。景、武之交，漢王朝的經濟已經恢復，客觀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當然這套制度決不完全等同於商、韓所鼓吹的制度，但是法家更法改制的思想原則，仍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可貴的是，《淮南子》認為法令制度的制定，應適乎人群之需要，應考慮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主術訓》說：“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這顯然是比先秦法家更進步的觀點，其所以如此，也是儒法融合的結果。
《淮南子》與《呂氏春秋》有沒有關係？從原著看，《淮南子》無一字提到《呂氏春秋》，這可能與漢初反秦氣氛有關。但事實上，正是《呂氏春秋》給予《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響。兩本書都是由上層貴族親自主持，招攬眾多學者集體寫成的。成書的程式都是先擬定計劃，次分頭撰寫，最後綜合編纂。書的結構統一，篇目規整，理事相連，言辭精審。兩書都是總結先秦各家學說，博採眾家之長，形成一個綜合性的、能貫通天地人的龐大理論體系，為統一的封建大帝國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論根據。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成書之時，處於黃老盛行的文化氛圍之中，因此對道家學說特別看重，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淮南子》是集黃老思想之大成的著作，當然這絕不妨礙它也融和攝取了道家之外其他學派的思想精華。
《淮南子》二十一篇，本名“鴻烈”，系西漢時淮南王劉安（公元前18o年～公元前123年）招引賓客集體編寫而成。該家思想系統而詳盡的總結，是研究黃老思想的極其寶貴而豐富的資料。書中不乏其醫學內容，值得我們探討研究。
倡學說，陰陽五行
該書倡導陰陽五行學說。先，論述了陰陽概括萬事萬物的生、展和變化。如《本經訓》指出：“陰陽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終始虛滿，轉於無原。”此言陰陽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變化是無窮無盡的。這與《黃帝內經》中的陰陽學說一脈相承。
書中以水、火、日、月喻陰陽。如《天文訓》雲：“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又云：“日者，陽之主也；月者，陰之宗也。”這裡用人們常見的水、火、日、月來說明陰陽的屬性，這種形象而生動的比喻，使學者對枯燥、抽象的陰陽學說易於理解。
其次，闡明瞭五行的屬性及其生克乘侮規律。如“東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此處五行學說內容與《黃帝內經》所論是一致的，可見當時的陰陽五行學說已滲透到多個學科。
書中還以五行所屬的方位論及人體的形體特徵及勇怯、智愚、壽夭等。如“東方，……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