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力、發展潛力等等都進行蒐集和研究，透過種種手段去幹預東北地區的重要人事任免，打壓那些積極反抗和抵制日本侵略的軍政要員，扶植親日的政客和軍閥竊取權柄。九一八事變後，東北高層突然出現一批掌握軍政大權的漢奸，如張景惠等人，很多都是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從張作霖手中獲取權位的。
日本還利用張作霖的曖昧態度，在東北各戰略要地非法設定了領事館、駐軍、設警地點，除了前面提到的強奪戰略要地鄭家屯、驅逐長春的吉林駐軍之外，還包括吉林延邊朝鮮族聚集地區設定春暉領事館等等。
日本方面所重視的戰略要地，主要是從軍事地理角度考量的，特別是戰略性的軍事交通關隘，如鄭家屯、錦州。此外，政治經濟中心城市，以及煤礦、鐵礦、鹽田、木材等重要的戰略資源基地，也是優先搶奪要點。日本曾企圖透過“二十一條”從袁世凱和段祺瑞政府手中獲取在東三省和內蒙東部自由租買土地的權利，但相關條約最終都沒有得到中國的承認。可是，日本卻輕易從張作霖這裡私下得到了土地和礦藏的“商租權”。
1916年張作霖任督軍後不久曾表示：日本要求的礦山、土地等問題，“不用北京政府的許可，我就有有效的許可辦法”。而他的辦法就是“光幹不說地進行”。例如1916年4月，滿鐵公司在張作霖的許可下，以“振興鐵礦無限公司”的名義控制了重要的鞍山鐵礦。而正是這些鐵礦，使得此類戰爭物資資源貧乏的日本，得以生產大量飛機、火車、坦克、大炮、機步槍和炸彈來持久地侵略中國。張作霖還以價值4億元的“私有”土地，與大倉財閥合辦“興發公司”，合股經營通遼一帶的農業和畜牧業。【張作霖“光幹不說”的賣國，確實沒有引起強烈抗議。此為當時國家體制和國民性格的一大悲劇。】
日本對這些戰略要地和礦產資源的巧取豪奪，就像鄭家屯事件那樣，大多遭到當地民眾或中國駐軍的抗議或抵制，但最終還是由於張作霖當局的干擾和讓步而紛紛得逞。在關於日本侵略東北的各種史學專著中，這方面的個案比比皆是。
日本在佔領了這些軍事要地之後，隨即修築鐵路，將這些戰略據點貫通起來，形成機動化的軍事運輸通道。在張作霖時代，日本千方百計利用其控制的南滿鐵路，以“南滿鐵路公司”的名義，在東北地區攫取路權。
日本在1913年利用支援袁世凱政府獲取“滿蒙五路“的換文之後，又於1915年透過“二十一條”迫使北洋政府簽訂《改訂吉長鐵路借款合同》，使其成為滿鐵支線。1918年6月，又簽訂了《中日吉會鐵路預備合同》。9月，《滿蒙四鐵路》換文。1923年底，又開始大力謀取“滿蒙五鐵路”。
私售路權是張作霖和北洋政府換取日本扶持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與導致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的末代清朝政府出賣鐵路權事件相比，這些路權獲取和鐵路修築的非法和蠻橫，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這些鐵路網，正是日軍為下一步以閃電戰術大舉入侵中國而預先構築的最主要運輸通道。張作霖最終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
第一章 三場奇怪的戰爭·三個狼狽的軍閥（23）
慫恿張作霖爭奪###
實際上，在1916年至1919年期間，日本對華侵略的步伐一度因出兵西伯利亞而放慢了，在張作霖成為“東北王”之後，日本方面仍一度保持這樣的節奏慫恿這位“東北王”進一步介入對###的爭奪，成為“滿蒙王”，並最終問鼎北京權壇。而這個過程，又將中國近代史上圍繞###而進行的北洋軍閥混戰推向了最高潮。
在俄國革命動盪期間，也就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和滿洲北部期間，北京段祺瑞政府採納了徐樹錚等人的建議，決定出兵防止內蒙古的分裂，並趁機收復剛剛被沙俄肢解不久的外蒙古地區。日本則慫恿張作霖推行“大滿蒙主義”，趁機聯合南方的孫中山等北伐軍和馮玉祥等，對北京進行夾攻。
1920年7月，張作霖下令奉軍第27師、第28師兩個主力師入關，與直系聯合，擊敗皖系主力，迫使段祺瑞於當月19日通電辭職，徐樹錚等九人則逃往日本駐華使館。###落入直奉軍閥吳佩孚之手。【日本又別有用心地收留了一個被其整下臺的流亡政客。】
史學著作往往將這次直奉戰爭解讀為美英利用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扶持直系打垮了親日的皖系政權。實際上也的確如此，但日本卻利用張作霖為自己在北京政壇中搶回了一席之地。
張作霖不僅插足了###，還從戰爭中搶奪了大批輜重物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