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業徵稅太多，對遊民、雜色武裝、綠林會道門武裝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政策改造他們，至少使他們中立。袁任遠同志對此很有意見。他是湘西慈利人，當時任大庸分割槽政治委員，奉省委指示，費了很大力氣去爭取遊雜武裝，來接頭的有一千三百人，來了四百多，還帶來了好多槍。但是，我們卻把他們解除武裝，殺掉頭頭，這就引起遊雜武裝的敵視，又散為匪。由於過“左”政策沒有糾正，就孤立了自己，把許多可以爭取和使之中立的隊伍，推到敵人那邊去了。所以在根據地的大半年中，一方面消滅了許多反動的遊雜武裝，另一方面卻又產生了許多的遊雜武裝，同地主武裝結合，一起反對我們，嚴重地影響了地方工作的開展和根據地的社會秩序及政令的實行。軍隊的組織成分，由於遊民大量加入，軍隊政治工作不夠，土地革命也因時間和戰爭關係，還沒有在更廣大的地域深入，就影響了部隊的鞏固。帶槍逃跑，甚至成班逃跑的，為數不少。如果當時的政策不搞得那麼“左”，就不會樹敵過多，不會成為在強敵包圍下非走不可的因素之一。遵義會議以後，當時全黨思想剛剛開始轉變，我們還沒有認識到過“左”的社會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自己的困難。這個問題，在長征出發前不久接到共產國際提出統一戰線，特別是我黨中央制定的統一戰線政策之後，才開始有感觸，直到延安整風才完全解決。
紅二、六軍團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師（2）
從前述四個因素來看，二、六軍團退出湘鄂川黔根據地是正確的。退出蘇區之前，只是想轉移一下，擺脫敵人包圍，儲存有生力量，到湘黔邊或黔東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但並沒有想到要過長江，渡金沙江，更沒有想到要長征到陝北。
紅二、六軍團退出湘鄂川黔根據地，是主動地、有計劃地進行的，不是流寇式地單純軍事行動，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極逃跑。我們吸取中央紅軍及六軍團自己的經驗教訓，退出時行李簡化，只帶一兩天米，輕裝前進。只要是有勝利的把握，就堅決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則十天半月，少則也三兩天），就可以擴大紅軍。
我們的運動方向是向西。為了迷惑敵人，則故意向東南，也就是古代兵法講的“聲東擊西”。我們從桑植出發，走兩天到大庸縣城東三十里之興隆街地區，乘夜突破了由敵十九師李覺部防守的澧水防線。再向南急行軍兩天，到沅江北岸之洞庭溪，突破了沅江防線，全殲敵一個營。繼續向東南猛進，一下子插進湘中最富裕、人口最多的地區新化、錫礦山、辰溪、漵浦。經過十多天工作，才真向西走，到芷江、晃縣之間的便水，與追敵十六師、十九師全部及六十三師之一部大戰一場。這一仗雖然是個消耗戰，但制止了敵人的急追，取得了在江口和石阡的短時休整，並迎回了我主力由湘鄂川黔蘇區出發時留在蘇區堅持鬥爭的部隊——六軍團第十八師之五十三團及地方武裝。他們在強敵圍攻下，不能立足，由師長張振坤同志（抗戰時在新四軍皖南事變中犧牲）率領，從蘇區西面突圍，採取迂迴曲折，避實擊虛的戰術，突破敵人重重包圍，幾經艱苦，經招頭寨、黔江、酉陽、秀山、松桃一帶，到江口與主力會合，全軍為之慶幸。
我軍在江口、石阡及以南地區稍事休整，即經餘慶、甕安、平越，進至貴陽北六十里之札佐鎮，殲守敵兩個營，約一千人，又經修文西渡鴨池河，佔領黔西、大定、畢節地區。敵萬耀煌部十三師追來，佔了大定。我十七師由遵義西之打鼓新場遊擊，遂回師大定，在大定城西十餘里之將軍山，將敵向畢節進攻之先頭部隊七個連四面包圍，經一小時半就解決了戰鬥，無一漏網，制止了敵之急追。我軍控制將軍山，形成在畢節、大定地區開展遊擊根據地活動的東面屏障。爾後，兩軍團與強大的追敵激戰，並對駐威寧之滇軍，嚴加警戒。同時積極開展了地方工作，使後方機關及傷病人員，也得到休整。近二十天，補充新兵五千人。
這時敵軍越來越多，萬耀煌、樊嵩甫、郝夢齡、郭汝棟等四個縱隊，共七個師一個旅，向畢節地區進犯。當時地方工作，一時也不能廣泛和深入開展。我們遂於2月下旬，退出畢節城，進入烏蒙山區活動。敵又以十個師繼續圍攻，長江北岸又有大批川軍防堵，我們就決定跳出敵人包圍圈，從昭通、威寧之間，透過滇軍孫渡縱隊防線，向南直趨滇東，佔領宣威、亦資孔及貴州之盤縣，進至南北盤江之間。這時追敵由進攻黔（西）、大（定）、畢（節）地區的九十個團，已減少到五十多個團了，我則兵員充實（不減於從湘鄂川黔邊出發的人數），土氣旺盛，南北盤江及牛欄江東廣大地區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