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這高太皇太后真是個政治人物，也不來說誰是誰非，先把這些曾經為難和叫板自己的人全部外放了，說起來也算是對得起自己了，也算是給自己一個說法了。王木木拍拍腦袋，可惜，自己的記憶再好也不可能性細化到能記住這些宋人在歷史書上的記載，推算下來，這些結果應與歷史基本一致、並無矛盾。嘿嘿，真不知道是歷史成就了我，還是我成就了歷史。
不過，這次來汴京，王木木有了個覺悟，對於宋神宗之後的新舊兩黨的黨爭，他本意是不參與的，因為這咬來咬去的，到後來根本不是在為真理而戰，雖然對於真理可以有不同的見解；但這黨爭，明顯是意氣用事，凡是新黨主張的，舊黨就堅決否定。眼見那司馬光，就是盯著王安石，他就是要在有生之年，把王安石的一切都比下去，不論是非，就是把這當作一臺階，也算是要站就站巨人的肩膀上了。
狗抓耗子是多管閒事，但若你打得了虎就是打虎英雄了。王木木極端反感這種政治氣氛，也想為大宋保留一線正氣，所以，就長書一封，叫電報員發給遠在呂宋的張果老王安石。後，張果老王安石從大局出發，同意王木木的建議。於是，在王安石的大陸老家江寧府（南京）的半山園王安石“去世”了，史載王安石死於1086年5月21日，王木木很欣慰，自己沒有反歷史，是司馬光啟發了自己，時間趕上了。而與此同時，從此以後，在王木木的文章裡，在這片大家熟知的土地上，只有張果老了，不再有王安石了。�
按慣例，王安石死，將設靈堂，張果老麻煩了弟弟王安上操辦此事，王安上為他的胞兄選了塊山後的荒地做墓廬。在此期間，沒有一個人到王家祭弔，也沒有按例在墓前建設神道碑，甚至沒有墓誌銘，一切禮法，全都免了。這既是當時的世風之趨，也是張果老刻意的追求。
但是，在公眾眼中，王安石死了，死亡是一道黑色門檻，這個王朝再也沒有支柱了，這個時代再也沒有靈魂了。不管怎樣，王安石的生命持續一天，人們就仰望他一天，即使不再發號施令，可仍然是一面旗幟，一種標誌，一個訊號。
司馬光聞訊，發出一聲輕輕的嘆息。政客沒了對手，生命就再也沒有了激情和鬥志。這位新上臺的宰相，此時正被王木木氣得在家養病，當即提筆給另一位宰相呂公著寫了一封信。�
在這封簡短的書信中，司馬光有些失落，有些恨意，也有一些宰相肚裡好撐船的姿態。他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這也在人們的意料之中。肯定對手等於否定了自己，司馬光沒有這麼傻。他甚至還把所有的變法派和王安石的門生故舊概括為兩類：一類是“讒佞”，另一類是“反覆之徒”。他對各個機構中的變法派人物和與王安石多少有些牽連的人，不斷地加以斥逐和打擊，迫使人們只能對王安石“疏遠”，既不敢再對他加以讚揚，因為那就將被列入“讒佞”之列；也不敢再對他加以批評，因為那就將被認為是“反覆之徒”了。他要把王安石晾在一邊。�
司馬光對死了的王安石做了結論，接著又建議“朝廷宜優加厚禮”，要讓天下人知道，我司馬光是不計前嫌的，是寬容大度的。小皇帝趙煦就追贈王安石為太傅，並命中書舍人蘇軾撰寫《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蘇軾是大文豪，他的制詞當然冠冕堂皇，文采飛揚。�
沒人祭弔，一個死了的政治家，沒有誰會去沾邊，躲都來不及，趨炎附勢和落井下石，本來就是小人的一種屬性，“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知道，司馬光的耳目在關注王家的動向呢！
低迴的哀樂擾人心碎。在遠遠的角落裡，王安石的幾個老朋友一片憂傷、悲愴。這種絕望的痛苦還有誰能體會？是的，大宋王朝再也沒有時代的強音，再也沒有振興的吶喊了。�
王安石死了，朝廷安靜了許多。皇帝可以睡大覺了，滿朝文武可以睡大覺了，再也不必擔心兇猛的變法會排山倒海，捲土重來。
只有邊陲虎視眈眈的契丹王和西夏王竊笑不已。王安石死了，主戰派的旗幟倒了，誰也不會再說富國強兵。堡壘從內部攻破，過數十年，他們要佔領北宋首府，要將宋徽宗、欽宗父子俘虜北去。�看著王安石“死”後的反響，王木木想，作為一個文化人，王安石本該有很多路可走。位極人臣，光宗耀祖，享不盡的榮華富貴；或是做朝廷的御筆，小心翼翼，寫些歌功頌德的文章，他的詩文字來就是第一流的；如果“不為五斗米折腰”，那就到桃花源去，青山綠水，男耕女織，天倫之樂，也是一種選擇。
可是，人各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