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就要保持一種社會壓力。如果你脫掉這個“金色緊身衣”，就很快被時代拋在後邊。如果作出努力讓它穿著合身，就能幫助你很快跟上世界發展步伐。它並非時時漂亮帥氣舒服，但在這兒，在這一特定歷史時刻，它是唯一但有痛苦的模式。
如果你的國家穿上“金色緊身衣”，勢必出現兩件事：經濟上升和政治降溫。在經濟方面，“金色緊身衣”通常促進更多的增長，出現更高的平均收入——主要是透過更多的對外貿易、外國投資、私有化和在全球競爭的壓力下更有效地使用資源；而在政治方面，“金色緊身衣”在相對高的產數上縮小當權派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抉擇。那就是為何在穿上“金色緊身衣”的國家裡，在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要找出他們真正的不同越來越困難。一旦你的國家套上了“金色緊身衣”，政治上的選擇就所剩無幾，猶如你想喝飲料時，只能在百事可樂和可口可樂之間作出選擇一樣——品嚐起來只有一點細微差別。政治上選擇的差別就是強調地方傳統，說某些地方多了點，某些地方少了點，但絕對不會背離金色規則的核心。政府——不管是民主黨、保守黨或是工黨，戴高樂分子還是社會黨、基督教民主黨——一旦離開核心規則太遠，在他們國家的投資者就驚慌而逃，利率上升股市下挫。穿上“金色緊身衣”後，唯一可以調整的餘地就是保持經濟的增長；而保持增長的唯一途徑就是將衣服穿緊一點。當你將“金色緊身衣”紮緊一點，就能產出更多的黃金，你社會中的矛盾 就會更緩和，這才是唯一的治世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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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金色緊身衣”（3）
難怪今天在發達國家，許多政治家之間的辯論變成如何對“金色緊身衣”進行修修補補， 而非對其進行激烈變更。在199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比爾·克林頓爭辯說：“的確，人們是穿了‘金色緊身衣’，但我的看法是能夠讓它們在胳膊肘這兒更緊一點，而中間變得更寬暢點。”而和克林頓一起競選總統的共和黨候選人鮑勃·多爾馬上說：“不，不，你可不能把中間放鬆，讓其繼續緊一點 ，我們還要在胳膊肘那兒繃得更緊點。”而在1997年英國大選中，託尼·布萊爾發誓說，如果他上臺“我們將把它繃得像玩具一樣緊，而且我們在肩部和胸部還要繃得緊點。 ”而他的對手，保守黨的約翰·梅傑反唇相譏：“量你沒有膽量去修改那件夾克，那可是瑪格麗特 ·撒徹爾設計出來的，上帝將它穿在英國身上，緊貼合身，應該繼續讓其保持原狀。”無怪乎英國自由黨領袖帕迪·阿什當看了託尼·布萊爾和約翰·梅傑在1997 年競爭中的表現後，聲稱他們之間沒有絲毫區別。阿什當將布萊爾和梅傑之爭稱之為“同步泳賽”。
冷戰牆的倒塌和“金色緊身衣”的出現時，我正在世界各地旅行並看到許多類似的游泳比賽。1998年德國選舉前夕——正是這次大選中，社會民主黨的施羅德擊敗了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赫爾穆特·科爾，美聯社就引用德國負責社會外交事務的卡爾－約瑟夫·邁耶斯的話說，對德國的兩位競選者：“你不應該說記著有什麼左派右派的標誌，他們都坐在同一條船上。”韓國的李會昌在90年代出任韓國總理時對“金色緊身衣”積累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在過去的時代，我們經常說，歷史支配著這，支配著那。”一天，李會昌對我陳述說，“現在我們說，市場力量支配著一切，而你必須生活在這些力量之中。我們要費點精力才能瞭解所發生的事。我們並沒認識到，冷戰的勝利實際上是市場力量超越政治的勝利。今天，一個大的抉擇就是你有沒有民主，有沒有一個開放的經濟，這才是最大的抉擇。而一旦你作出大的抉擇，政治就僅僅是實現這些決定的引擎，在這個體制中可活動的餘地不大。”李是透過在韓國長期佔統治地位的大國家黨發跡的，但是韓國經濟在1997…1998年崩潰後，人們發現，如果國家希望繼續繁榮並吸引外國投資，它必須把“金色緊身衣”穿得更緊一點，韓國公眾一腳踢開了經驗豐富、過時的政治家，從國民議會的反對派、新政治國民議會選舉鼓吹自由人權的金大中為總統，但金卻隨隨便便地將李打發到華盛頓去當大使。正如李告訴我的那樣：“要是在過去，像我這樣一個人，曾是我們黨的總統候選人、前總理、黨的主席，現在作為另一國的大使來華盛頓，這簡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對金總統的所作所為也感到匪夷所思。但現在，為了韓國擺脫經濟危機，我與金先生之間的政見不同是沒有什麼意義，我們面臨的選擇不多。”在韓國，你如何解釋“同一條船上”或“同步泳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