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雖然我的外祖父還未曾經歷過失望；不管怎樣，失望可能來得更晚一些，來得慢一些，來得不那麼激烈，從而也不改變他的性情，不論是朝好的方向還是壞的方向。按照他的想法，他傾向於把自己當成一位自由思想家——甚至是波希米亞式的我行我素。他有時寫詩，聽爵士樂，把他在傢俱買賣中遇到的一些猶太人當作自己最親密的朋友。他與有組織的宗教發生的唯一一次小衝突，就是在當地的上帝一神論普救論派的###中登記了家庭的名字；他喜歡一神論者們對所有偉大宗教描繪出的景象。（“就像你可以同時把五個宗教歸為一個宗教。”他說。）圖最終更正了他對教會的看法（“看在上帝的分上，斯坦利，宗教不像買早點那樣簡單！”），不過外祖母生來就有些無神論，不贊同外祖父的那些更稀奇古怪的想法，她堅定自主，對某些事情經過深思後堅持己見，這都讓他們形成了互補。
即使他們的想法沒有形成一種堅定的自由主義意識，他們的思想仍具有自由主義的雛形；同樣地，在這個方面他們也具有典型的美國人的特徵。所以，當有一天我母親從學校回來後，提到她在夏威夷大學認識了一位朋友，一位名叫巴拉克的來自非洲的學生時，他們的第一反應是邀請他來共進晚餐。外祖父的想法是，那個可憐的孩子可能很孤單，畢竟離家那麼遠。圖則會這樣對自己說，一定要對他好一點。我父親出現在家門口的時候，外祖父立即驚呆了，因為這個非洲人和自己最喜歡的歌手納京高長得像極了。在我的想象中，他完全不顧我母親流露出嗔怪的神色，直接就問我父親是否會唱歌。外祖父可能忙著講笑話或者與圖爭論著要怎樣煎牛排，而沒有注意到我母親伸出手去握著她旁邊那雙光滑而有力的手。不過圖注意到了，但是她禮貌地忍著沒說什麼，繼續張羅著點心；她本能地讓自己不朝那個方向想。那晚過後，他們談論起這個年輕人，都說他看起來是多麼聰明，品格多麼高尚，舉止得體，連蹺二郎腿的樣子也十分優雅——還有他美妙的口音！
我父親的夢想：奧巴馬回憶錄 第一章（10）
但是，他們會讓自己的女兒和一個黑人“結婚”嗎？
我們還不知道答案；關於這一點，他們講述的故事裡並沒有解釋清楚。實際情況是，和當時的大多數美國白人一樣，他們從沒對黑人有過太多的關注。在我的外祖父母出生之前，黑人就已經出現在堪薩斯州以北的地區了，但至少在威奇托及周邊，他們的生活更為隨意、更有教養一些，不像在深南部地區那樣充滿了暴力。那些統治日常生活的潛規則使得白人和黑人之間基本沒什麼聯絡。外祖父母回憶起黑人出現在堪薩斯州的各個角落時，畫面總是轉瞬即逝——黑人男子偶爾來到油田，希望成為一名僱傭工；黑人婦女幫白人洗衣服或者幫白人清理房子。黑人無處不在，但又似乎根本不存在，比如彈鋼琴的薩姆，或者女僕比拉，或者收音機裡的阿摩司和安迪一樣——他們虛渺而又沉默地存在著，既不會迸發出熱情，也不會流露出恐懼。
直到我的家族在戰後搬往得克薩斯州，種族問題才開始侵入他們的生活。在那裡工作的第一個星期，外祖父的一些傢俱銷售員同事就好心地告誡他如何接待黑人和墨西哥客戶：“如果有色人種想要看貨品，得幾個小時後才能讓他們過來，並且他們得自己運走。”稍後不久，圖和她工作所在銀行的看門人熟悉起來，他是一個身材高大、人品不錯的二戰退伍老兵，一位黑人，她只記得他叫做裡德先生。然而有一天，當他們兩個在走廊聊天的時候，一位辦公室秘書發怒了，叫囂著對圖說不能也不可以，“用‘先生’這個詞來稱呼黑鬼”。過了一會兒，圖在大樓的一個角落裡發現裡德先生在暗自哭泣。她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直起腰，擦乾眼淚，用一個問題作了回答。
“我們做了什麼，要遭受這樣的侮辱？”
那天，我的外祖母沒有作答，但是那個問題卻一直縈繞在她的心頭。我母親去睡覺了，有時候她和外祖父就會討論這個問題。他們決定，圖還是稱呼裡德為“先生”，她理解為什麼後來不管什麼時候他們在大廳裡擦肩而過，那個看門人總是小心翼翼地保持著距離，儘管這種理解夾雜著一絲悲傷和安慰。外祖父開始拒絕同事外出喝酒的邀請，對他們說，他得回家陪伴妻子。他們變得內向、浮躁，心中充滿了不解，好像他們是小鎮上永遠的陌生人一樣。
這種不算良好的新氛圍對我的母親打擊最大。那時她十一二歲，是家中的獨生女，患有嚴重哮喘。疾病以及多次搬家，讓她變得有點不合群——她是快活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