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我也在北京一箇中學當過一年班主任，也是讓最可靠的學生當語文課代表。其實老魁很少找我，可我們班同學，尤其是女生，都造謠說老魁待我像親兒子。我說老魁從未表揚過我，而且還批評過我，都沒用。現在回想起來，才明白老魁在重大事情上都是依靠我的，只是感情不外露而已。
文科班雖然內閣整齊，人才滾滾，但班級的實際權力機構，或者說權力核心，是“十三棍僧”。那時電影《少林寺》風靡一時，我們班五十多人，卻只有十二個男生，於是加上老魁，就號稱“十三棍僧”。別看男生只有十二個，卻有六個的成績排在前十名。即使成績排在後面的，也各有神通。比如班長田風，英俊倜儻，聰明絕頂，具有極強的組織領導能力，待人謙和仁義，辦事成熟老練，文藝體育都是能手，口才又極佳，看過一部電影，他可以從頭到尾講得跌宕起伏，大家都很佩服他。可不知為什麼，他的成績總不見提高，也許是一個人太多才了，對命運就缺乏危機感，區區分數也就不大放在眼裡了。
我們十二個男生，一半坐窗下，一半坐在後邊。每天嬉笑吵鬧，令女生十分痛恨。班裡的大事小情，都由男生說了算。其實三十九名女生裡頭也人才濟濟，但女生一多，就好比雞多不下蛋，誰也不服誰，誰也甭想出頭，乾脆樂得讓這幫傻小子領導，自己正好安心學習——我估計這就是母系社會垮臺的根源。可是學習這東西很邪門，不專心學不好，太專心也學不好。眾女生成天心不旁騖，出來進去手不離書，口中唸唸有詞，一臉三貞九烈的樣子，卻大多數事倍功半。比如團支書劉天越，從來不抓團的工作，一大早來到教室，就粘在座位上一動不動，下課也不出去，吃午飯時，她的同桌趙靜把飯盒放到她面前，滿滿一大盒飯萊，她居然吃得一粒不剩，可見她的蛋白質消耗是夠大的。我們那時男女生之間相敬如賓，很少直接說與學習無關的話。我和同桌肖麟與她們相隔一個過道，經常旁敲側擊，冷嘲熱諷。我對肖麟說：“看，又吃了一槽子。”肖麟說：“已經一上午沒出窩了。”劉天越聽了，只是低頭竊笑，繼續背書。可她如此用功，也只能在女生裡排進前五名，不具備領導男生的威望。這些該死的男生，上課說話，自習吵鬧，一下課就跑出去翻單槓、扔鉛球，可是學習就是棒，見解就是高，辦事就是靈，而且老師們還喜歡。真不知上帝是怎麼安排的。
我們班因為男生太少，所以運動會時要求學校不限制男生多報專案。這下可好，田風和老倪包攬了大部分專案。他們這邊跳個遠，那邊跳個高，剛打破百米記錄，又要去投標槍。4×100接力賽老倪居然一人跑了兩捧。美國的劉易斯跟他們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女生也不含糊，靠人海戰術也拿了幾十分。我和肖麟主要負責人事、宣傳和後勤，結果文科班在各方面都大獲全勝。其他班紛紛抗議不公，但“當局”不予理睬。一個女生跑來報告說，老魁躲在主席臺後邊偷著咧嘴樂呢。
十三棍僧裡，老魁自然屬於“惡僧”。其餘十二人，用《核舟記》裡的話說，是“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下面舉幾個例子。我和肖麟是一對酸腐秀才。因為預習功夫好，上課不大認真。練習題發下來時，我倆運筆如飛，往往最先做完。剩下的時間我倆就說笑話，猜謎語，對對子。比如我出個“白面書生吃白麵”，肖麟對“花臉武士扮花臉”；他出個“春江花月夜”，我對個“秋水豔陽天”；我出個“自古小人先得勢”，肖麟對“向來大氣晚逢時”；他出個“慶東操場盜香瓜——可恥”，我對個“肖麟教室偷剩飯——該殺”。其他棍僧也有時參與進來。張欣有一天吃雪糕壞了肚子，偶得一聯頗佳：“吃雪糕拉冰棒頑固不化，喝麵條洩麻花胡攪蠻纏”。鄭濱在地理課上出了個“火山燦燦山有火”，號稱絕對，我在化學課上對了個“王水汪汪水中王”，總算給化學老師爭了一口氣。
鄭濱和王老善坐我們後面，經常遭受我和肖麟欺負。鄭濱不但學習好，而且極有藝術修養。他的書法繪畫都頗有水平，每月都買大型文學期刊閱讀，尤其對蘇俄文學有深入研究，後來成為北大俄語系的才子。他表面的謙虛溫和中深藏著一種充實的自負。我和肖麟就常常以挫傷他的自尊心為樂。我倆翻字典給大家起外號，讓大家自己選擇頁碼和序號。鄭濱選了幾次，都是很不好的字詞。有一次叫“鄭肱”，“肱”的意思是“大腿上的毛”。此外還有“鄭陰險”，“鄭攢錢”，“鄭麻子”等。有一回到松花江玩兒，鄭濱一人遠遠走在前面，王老善用各種外號喊他都不回頭。王老善情急之下，鬼使神差地喊了一聲“鄭犢子”，鄭濱這才浪子回頭，從此他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