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須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會辦。”同時“諭令李鴻章，帶兵馳赴畿疆，候旨調派。”
於是毛昶熙帶著四名隨員，由京師星夜趕到天津，預備與“洋官”會議。
毛昶熙的四個隨員是，翰林院侍講吳元炳、刑部員外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惲祖貽，算是京裡一等一的洋務長才，其實只有一個陳欽是好手。他在總理衙門的章京中，稱為“總辦”，就好比軍機章京的“達拉密”，內務府的“堂郎中”，是司官的首腦。曾國藩對毛昶熙知之甚深，並不重視，倒是對這四個人，一談之下，讚歎不絕，許為“難得之才”。
難得的也還只是一個陳欽。在與法國公使羅叔亞、英國公使威妥瑪的會議席上，他據理力爭，侃侃而談，引證各國通行的公法，指出豐大業應負激發衝突的責任，同時表示修堂、賠銀以外，天津府縣撤職交刑部查辦，緝兇事宜正由新任天津地方官辦理，安三、王三兩名禍首已經照羅叔亞的要求釋放，中國所應該做到的，不但已經做到，而且已經過分，不能再有所讓步。
羅叔亞被駁得無話可說，一味堅持職官抵命的要求，變成無理可喻，威妥瑪自然也就挑撥不起來。等會議不歡而散，羅叔亞與威妥瑪大概覺得還是總理衙門比較好對付，隨即便離津進京。
崇厚一看這情形，正是脫身之時。一則交卸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職司，便解除了天津交涉的責任，再則怕羅叔亞在天津未能討得便宜，會跟總理衙門去找麻煩，他得從中去說好話，以排解見功。所以拿“奉使法國請入都陛辭”的理由，拜折即行，跟在羅叔亞後面，匆匆趕進京去。
崇厚一味媚外，凡事看不清楚，曾國藩卻是神明未衰，自己知道，這樁交涉，壞在誤聽崇厚的先入之言，一上來失之於太軟弱，讓法國人步步進逼，搞得槍法有些亂了。靜下來細想一想，覺得羅叔亞的態度奇怪，如照起初那樣的強硬，則會議決裂，接著便是法兵登岸，何以一無表示，悄然進京？
這個疑團，很快地就被打破了。從英國通到印度孟加拉省首邑加爾各答的“電報”，傳來訊息，說是普魯士跟法國開了仗，起因於西班牙發生革命，女王被廢，預備迎立普魯士王的一個親族為西班牙王，法國的皇帝，老拿破崙的侄子，稱為“拿破崙第三”的，表示反對。於是普魯士王遣大將毛奇，領兵進攻法國。在大沽口的法國水師提督，就因為國內正有戰事，必須待命行動，所以拒絕了羅叔亞的要求，怎麼樣也不肯開釁。
“天佑吾華！”曾國藩大大地鬆了口氣，知道仗是打不起來了，至少限度可以說，要法國國內再派援兵，是不會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說，“法國既有內顧之憂，我們這裡何妨乘機利用？”
“不然，不然！”曾國藩大為搖頭，“你莫想到《戰國策》上的話！普、法兩國的國情形勢，幾乎一無所知，而想利用重洋萬里以外的戰局，如何可以！這個論調發不得，一發助長了主戰諸公的虛驕之氣。為今之計，正宜把握良機，奏請慈聖，執持定見，促成和議。請你去擬個奏稿來，普法開仗的事，隻字不可提！”
“是的！”薛福成心誠悅服，“中堂這才是老成謀國！”
這個奏摺由曾國藩和毛昶熙會銜拜發，主旨是“請中外一體，堅持定見”，決不用兵，但兵可不用，不可不備。本打算著“投荒萬里之行”，有幾年苦頭可吃的李鴻章，忽然得此際遇，精神抖擻地星夜帶兵入衛，一路行軍，一路不斷上奏，同時行文軍行所經各地督撫，要求供應軍需。曾國藩是替他辦慣了糧臺的，將福建船政局購辦的“京米”，截留了兩萬石，存放在天津，專等李鴻章和劉銘傳來領。
除了李鴻章，丁日昌亦已奉旨北上，他也是來“跳火坑”的。啟行之前，先上個奏摺，說“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然一唱百和，亦足以熒聽聞而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自道“臣每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因而提出看法“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可缺，至於或戰或和，應由宸衷獨斷，不可為眾論所搖”。這番話的意思，與曾國藩一樣，都是請兩宮太后“謀劃必須決斷”，抱定主旨，決無更改。言外之意，都指醇王、李鴻藻、倭仁那些人的話，萬不可聽。
因為如此，沒有人再發主戰的議論，但一口怨氣不出，都發洩在曾國藩頭上。有的公然指責，有的寫信質問，大致以前罵崇厚的話，現在都用來罵他，態度最激烈的則是他的同鄉，甚至要把他懸在湖廣會館的那塊“道光戊戌科會試中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