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了開來。
因此，上諭發抄，輿論都表示滿意，期待著鄭敦謹也象那次到山西查辦事件一樣，必能將這樁疑案辦得水落石出，河清見魚。
鄭敦謹卻是心情沉重，因為他是湖南人，而江寧是湘軍的天下。但又不願藉詞規避。他已經六十八歲，又是歲暮雨雪載途之際，如果說憚於此行，起碼恤老尊賢的恭王會同情他的處境，然而他終於還是在刑部各司中挑了幾名好手，馳驛出京，徑赴江寧。
一路上歷盡辛苦，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到的那天正是除夕，曾國藩把他接到督署去守歲，長談竟夕。這一談，鄭敦謹才深悔此行。因為曾國藩說了實話，御外必先安內，天津教案剛剛結束，洋人不盡滿意，如果再激出什麼變故，那是授人以隙，倘或第二次開釁，洋人決不會象這一次似的，雷聲大、雨點小，所以明知有指使的人，為保全大局，不宜追究。
曾國藩與鄭敦謹不但是同鄉，而且都是道光十四年湖南鄉試的舉人。鄭敦謹春闈聯捷，第二年就成了進士，曾國藩則道光十五年正科、十六年恩科，連番失利，到十八年戊戌科才得如願以償。所以論科名，鄭敦謹雖是前輩，亦是同年，交情一向深厚，但論到公事，各有作為。鄭敦謹清勤自矢，執法錚錚，張光藻和劉傑第一次解交刑部治罪，被拒絕收受，就是他的主張。誰知迫於朝命，終於還是辦了罪。多少年來的規矩，或是內閣會議、或是吏部議處、或是刑部治罪，復奏時一定擬得重，留待旨意減輕，以示開恩。張光藻和劉傑原擬革職發往軍臺效力，已經過分，而兩宮太后聽了寶洌А⒊綰竦幕埃�哉擰⒘醵�恕八酵�車隆⒚茉貧毫簦�暉娣�睢鋇睦磧桑�偌又刈錈�奈�渚�諏���
為此，鄭敦謹耿耿於懷，這時聽了曾國藩意見，越覺得滿懷抑鬱難宣，不由得就發了牢騷。
“不該辦的非辦不可，該辦的卻又不能辦。”他說，“讀書六十年，真不知何以為懷！”
曾國藩的牢騷更多，但養氣的功夫，他比鄭敦謹來得到家，所以不動聲色地答道：“相忍為國而已！”
能忍是一回事，辦案又是一回事。鄭敦謹那個年過得很不是滋味，大年初一還好，年初二一早，馬新貽的胞弟，浙江候補知縣馬新祐，領了他的過繼給馬新貽的兒子毓楨，跪在欽差大臣的行轅門口，放聲痛哭，請求伸冤。好不容易給勸了回去，接著便是袁保慶來拜，鄭敦謹跟他的叔叔袁甲三是會試同年，所以袁保慶稱他“老世叔”，為他指出張文祥供詞中，種種不合情理的疑竇，要求嚴辦。袁保慶向來心直口快，對曾國藩和魁玉都有批評，張之萬更為他隱隱約約指責得一文不值。江蘇巡撫丁日昌丁憂開缺，張之萬奏旨接任，朝命一到，忙不迭地趕往蘇州，催丁日昌交卸，膽小怕事到如此，頗為袁保慶所譏評。
“還有人居然在馬制軍被難之後出告示，說‘總督家難，無與外人之事。’老世叔請想，疆臣被刺，怎能說是‘家難’？”
鄭敦謹也聽說過這件事，出告示的人就是梅啟照。“這當然是失言！”他說，“我奏旨跟滌相會辦此案，凡事亦不能擅專。等稍停幾日，我再約諸公細談。”
過了初五，鄭敦謹會同曾國藩約集江寧的司、道、府、縣會談案情，別人都不講話，只有孫衣言侃侃而談，說指使的人倘能逍遙法外，則天下將無畏懼之心，又何事不可為？所以這一案辦得徹底不徹底，對世道人心，關係極大。又說，民間謠諑紛傳，上海戲園中甚至編了“張文祥刺馬”這麼一出新戲開演，明明是誣衊馬新貽的荒唐不經之談，而竟有朝中大臣，信以為真，做一首詩，說什麼“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真”，馬新貽含冤而死，復蒙重謗，天下不平之事，那裡還有過於這一案的？
上海丹桂茶園編演“刺馬”新戲，轟動一時，連遠在安慶的安徽巡撫英翰，都有所聞，特為諮請上海道塗宗瀛查禁，以及孫衣言所提到的那兩句詩，鄭敦謹無不知道。那首詩出於喬松年的手筆，鄭敦謹跟他雖是同年，也覺得他做這樣的詩，實在有傷忠厚。
不過喬松年家世富饒，雖做過大官，不脫絝褲的習氣，養尊處優，深居簡出，跟恭王是倡和的朋友，一時覓不著詩材，信口開河，不足為奇。所以鄭敦謹這樣答道：“喬鶴儕的話理他幹什麼？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馬端愍的清譽，總有洗刷的一天。”
曾國藩也深深點頭，用馬新貽的諡來譬解：“端愍之端，即是定評。至於民間好奇的流言，事定自然平息，此時倒不必亟亟於去闢它！等定讞以後，我自然要替馬端愍表揚。”
鄭、曾二人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