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跟你說笑話。”張鳴岐笑道：“若能丟掉那頂紗帽，不愁沒有玉帶。只恐仍舊讓你戴那頂舊紗帽，那就一定是白費心機了。”
原來張鳴岐所找到的一個好題目是，裁撤有名無實的衙門與駢枝重疊的缺分。建議京中裁六個衙門，第一個是詹事府，這本是所謂“東宮官屬”，職在輔導太子。清朝自康熙兩次廢太子以後，即不立儲，這個衙門，有名無實，自不待言。
第二個衙門是通政司。這個衙門在明朝是第一等的中樞要地，總司天下章奏出納，嚴嵩之能成為權奸，就因為有他的乾兒子趙文華當通政使的緣故。可是到了清朝，外有軍機，內有內奏事處，通政司就象內閣一樣，大權旁落，徒擁虛名了。
第三個衙門是光祿寺。這個衙門的職掌，是管祭祀及皇宮的飲食，職權早為內務府所奪，所以“光祿寺的茶湯”，與“武備庫的刀槍，太醫院的藥方”等等，成為京中的一個笑柄。
第四個衙門，就是岑春煊做堂官的鴻臚寺，職司鳴贊，事務極簡，除了祭典朝會司儀以外，無所事事。而且是個根本不該有的衙門，因為鴻臚寺的職掌，太常寺全可兼辦。
第五個衙門是太僕寺，專管察哈爾、張家口的牧馬。職掌與兵部的車駕司，以及上駟院不大搞得清楚。
第六個衙門是大理寺。這倒是個“大九卿”中最重要的一個衙門，與刑部、都察院並稱為“三法司”。若遇欽命三法司會審案件，若非“全堂畫諾”，即不能判處死刑。照會典規定：“凡審錄，刑部定疑讞；都察院糾核。獄成，歸寺平決。不協，許兩議，上奏取裁。”本意是遇有重案，當刑部與都察院意見有出入時，歸大理寺評斷。但詞訟之事，往往以刑部為主，都察院職司糾彈，審錄常讓刑部作主。爭端不起，大理寺也就很少發生作用了。
外官有四個缺應該裁撤。那就是督撫同城的湖北、廣東、雲南，所管僅只一省，而總督與巡撫同城而治，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為人詬病已久。但從沒有敢做裁撤的建議，因為不管裁總督，還是裁巡撫，一下就要敲掉三顆紅頂子，誰也不敢冒這個大不韙。
因此，岑春煊主張裁撤湖北、廣東 雲南三省巡撫，許多人有先獲我心之感，而鄂、粵、滇三督，更如移開一塊絆腳石，稱快不止。
此外還有一個河道總督，亦是可有可無。清朝最重河工，分設總督兩員，專司其事，徐州以南的河道，歸江南河道總督管，簡稱“南河”，歲修經費四百萬，是有名的肥缺。山東、河南的河道，歸河東河道總督管，簡稱“東河”。洪楊之亂，東南淪夷，南河總督一缺裁去以後，即未恢復。剩下的東河總督，因為獨一無二之故，所以簡稱“河督”，原駐山東濟寧，改駐兗州。
但河督雖駐山東，而山東的河工，早已改歸巡撫管理，堂堂一位總督，只管得河南境內的一段黃河，而猶須河南的地方官協力，才有事可辦。因此岑春煊認為亦可省去，河南河工仿山東之例，歸巡撫兼辦。
這個奏摺，侃侃而談，無所避忌，先就對了銳意猛進的皇帝的胃口。而其中最討便宜的是，岑春煊自己的缺分，即在應裁之列，更足以證明他說的話是赤心為國，大公無私。
七月十三上的摺子，十四就有上諭，如岑春煊所奏，裁撤冗雜，被裁各衙門事務，歸併有關衙門分辦，下一天召見岑春煊，奏對稱旨，再一天就放了廣東藩司。
這就是張鳴岐所說的，“丟了紗帽有玉帶”。但以五品京堂，一躍而為二品的監司大員，並且放到富庶省分的廣東，不能不說是破天荒的異數。岑春煊當然躊躇滿志，不過一下子敲掉多少人的飯碗，自然會成為眾怨所集，很有人想拿了刀子去跟他拚命，嚇得岑春煊連會館都不敢住，儘快領了文憑，由海道經上海轉到廣州接任。
不久，戊戌政變發作，岑春煊總算運氣，雖受牽累，並不嚴重。不過廣東藩司卻當不成了，改調甘肅。及至這年宣戰詔下，通飭各省練兵籌餉，共濟時艱，岑春煊認為又是一個上結主知的機會到了，便向陝甘總督陶模自告奮勇，願意領兵勤王。
陶模知道他躁進狂妄，最愛多事，但勤王這頂帽子太大，不能不作敷衍，於是撥了步兵三營，每營四百多人，騎兵三旗，每旗兩百餘人。另外給了五萬兩餉銀，打發他就道。
於是岑春煊輕騎簡從，先由蘭州出發，穿越伊克昭盟的所謂草地，由張家口入關，到京就帶著一身風塵，先到宮門口請安，託人遞牌子請慈禧太后接見。
這是各省勤王的第一支兵。慈禧太后大為感動，及至召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