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番解釋總算在理上站得住，凱陽德無奈，怏怏而去。董恂靈機一動，認為正好藉此鉗制輿論，便跟沈桂芬商議，托出人來，到處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處境甚難，千萬忍耐，不可再鬧，否則改議條約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凱陽德那裡節外生枝，又起糾紛，殊非國家之福。
因此內閣的會議便壓了下來。但十八款條約已見於邸抄，喜歡發議論、上條陳的張之洞，一看是個好題目，兩天兩夜不睡，寫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單銜獨上，先分析條約中最荒謬的數事，痛斥崇厚“至謬至愚”，說是“不改此議，不可為國”，而“改議之道”有四：計決、氣盛、理長、謀定。
計決是要“借人頭”示決心，認為崇厚已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則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誅崇厚則計決”。
所謂“氣盛”是詔告中外，指責俄國理屈。接下來建議，且將伊犁擱在一邊，不必亟亟於爭著收回，則崇厚所擅許的條約，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戰國的諸侯，會盟而未歃血，不足為憑。這就是“理長”。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謀定”。雖是紙上談兵，倒也慷慨激昂。張之洞主張分新疆、吉林、天津三處設防，責成李鴻章破敵，他振振有詞地說：“李鴻章高勳重寄，歲縻數百萬金錢，以制機器，而養淮軍，正為今日，若並不能一戰，安用重臣？伏請嚴飭李鴻章，諭以計無中變，責無旁貸，及早選將練兵，仿照法國新式，增建炮臺，戰勝酬以公侯之賞，不勝則加以不測之罪。設使以贖伊犁之二百八十萬金，僱募西洋勁卒，亦必能為我用。俄人蠶食新疆，併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憂也，李鴻章若能悟英使輔車唇齒，理當同仇。近來之立功宿將，如彭玉麟、楊嶽斌、鮑超、劉銘傳、善慶、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漢、郭寶昌、曹克忠、李雲麟、陳國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來京，悉令其詳議籌策，分駐京通津站，及東三省，以備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銷萌，故修武備則謀定。臣非敢迂論高談，以大局為孤注，惟深觀事變，日益艱難，西洋撓我政權，東洋思啟封疆，今俄人又故挑釁端，若更忍之讓之，從此各國相逼而來，至於忍無可忍，讓無可讓，又將奈何？無論我之御俄，本有勝理，即或疆場之役，利鈍無常，臣料俄人雖戰，不能越嘉峪關，雖勝，不能薄寧古塔，終不至掣動全域性。曠日持久，頓兵乏食、其勢自窮，何畏之有？然則及今一決，乃中國強弱之機，尤人才消長之會。此時猛將謀臣，足可一戰，若再越數年，左宗棠雖在而已衰，李鴻章未衰而將老，精銳盡澌，欲戰不能，而俄人行將城於東，屯於西，行棧於北，縱橫窟穴於口內外通衢，逼脅朝鮮。不以今日捍之於藩籬，而他日鬥之於庭戶，悔何及乎？”
這時回疆新定，士氣奮發，所以主戰的不只張之洞，翰林、御史紛紛上奏，意氣風發，自在意料之中。在意料之外的是，竟連向不過問洋務的萬青藜，以及坐享安閒歲月、不與朝政的肅親王隆勤，亦大發同仇敵愾的議論。
談這件事的奏摺，一下子有十幾件之多，而且都是長篇大論，徵引今古。慈禧太后相當辛苦，慈安太后幫不了她的忙，只有深宵燈下，在李蓮英悄然侍立之下，一個人仔仔細細地從頭看到底。
第一部分柳堂死諫第15節崇厚辱國（2 ）
儘管慈禧太后對處理政務，已學會了少動感情、出以冷靜的要訣，但看來看去是那些理直氣壯、大張撻伐的語句，內心不免也有些激動。洋人的鐵甲兵船，誠然是利器，但在陸路上亦未見得不能一拼，而況左宗棠鬥志既盛，士氣亦旺，張之洞的條陳，似乎有些道理。
她心裡不斷這樣在衝動，但跟洋人開仗，到底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始終不敢輕下決心。看得倦了，坐得累了，想得也煩了，放下奏摺，揉揉眼站起身來，想舒散舒散筋骨和心思。
李蓮英是一直在注視著她的動態的，這時便趕緊去絞了一把熱手巾來伺候她擦臉，接著端來了一碗燕窩粥，關切地建議：“主子早點兒安置吧！”
“我問你，”慈禧太后忽然說道，“你看，跟俄國人能不能開仗？”
李蓮英微吃一驚，退後一步，垂手躬身：“這是國家大事。奴才不懂，更不敢瞎說。”
“說說也不要緊。”
“奴才真的不明白。”李蓮英答道，“主子何不問問七爺？”
這是個好主意！慈禧太后心想，這些摺子如果交到軍機處，恭王一定不以為然，還是得交內閣會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