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倒聽懂了，他嘻皮笑臉地說：“革命同志嘛，互相幫忙，算個啥？”
李家軒聽不下去了，就說：“老龐，你昨晚沒搞‘運動’，今兒勁頭這麼大？幫誰不是幫呢，你咋不幫幫咱爺們兒？”
小迷糊就說：“幫你，你有圍脖嗎？”
家軒啐了一口：“狗屁，我有吼房！”
田間勞動中的爭風吃醋，具有娛樂性，無形中降低了勞動強度。女生們都明白自己是爭奪物件，洋洋得意，卻故意做嬌羞狀。聽到涉及黃色內容的戲謔，還要紅著臉罵一聲“缺德”。在心裡頭，卻巴不得男生和男社員為他們打破頭。
我們青年時代的“再教育”，絕大多數就是在這種氛圍裡進行。所謂貧下中農語重心長地教育城裡娃，都是當時的文人在扯蛋。
我們的青春期啟蒙，我們的性啟蒙，都是在老屯們幹活時津津有味地談牲口交配時得來的。
老屯們沒有“性愛”的概念，也沒有“水乳交融”的遐想，關於男女之事，只有一個字可表述——“幹”！
我們當然不承認事情只有那麼簡單。可苦的是我們那時誰也“幹”不了，只能閉著眼瞎想。
春天裡，杏花、桃花次第開放，最後是漫山遍野雲霧一樣的梨花。我們各自鍾情著或懷念著某個女孩，在上工和放工路上，大唱《喀秋莎》：
“正當梨花開邊了天涯，
河上飄著柔曼的輕紗……“
那年頭，報紙、書刊上的詞彙味同嚼蠟，這歌裡，僅僅是“梨花”、“天涯”、“柔曼”、“輕紗”幾個詞，就激起了我們無限聯想。
我們將來的“喀秋莎”，當然是純潔，美貌，溫柔。可是，她是誰？她在哪裡？她何時才能屬於我？
就在這種甜蜜而又苦澀的期待中，浪漫的“春驚”終於結束了。最後一天，是在半山上一塊很偏僻的地塊上種玉米。下午五點多鐘，徹底完活兒。老龐長出一口氣，把鎬頭一扛，吼了一聲：“收工！回家！吃大碴子飯（碎玉米飯）嘍！”
小迷糊接了一句：“吃完飯，什麼地搞？”
嘻嘻哈哈中，人群三三兩兩往回走。斜陽照在蔥綠的山凹裡，落葉松林優美如幻境。有金花鼠在樹幹上竄來竄去。這東西大概是松鼠的一種，脊背上有五條黑色條紋。
春風拂面，人生的這一刻很愜意。
在當時的農村，除了春節能放五天假，其餘時間，只要人睜著眼睛、腦袋頂上有日頭，那就要幹活兒，一分鐘也停不了。本來，老農的生活完全不必這樣緊張，一年的閒日子應該有三分之一。可是自從“公社化”以後，集體勞動，按出勤率算收入，多勞多得。那時候，農民不大聰明，以為工分越多，錢就越多，結果都拼命延長工時，沒活兒也得找出活兒來幹。工分總額一多，就不值錢，大夥就又拼命延長工時，多掙工分。惡性迴圈，把自己搞得跟老牛似的。
春耕最後一天，早收工一個小時，人人都覺得佔了大便宜，樂從心頭起。
老龔說：“聽說山後有咱們校一個集體戶，咱們今天去看看？”
“好勒——”大夥兒一陣歡呼，返過身，就去翻山。
從小路翻過山頂，一群城裡打扮的青澀少年扛著鎬頭、挎著種子簍，魚貫而下，穿過碧綠的落葉松林，直奔山凹裡的小村而去。
這樣的少年，只有在那個年代有；這樣的景象，也只有那個時候有。我們前途莫測，卻傻掂掂地樂，在春日的黃昏裡，勞累了一天，還有心思翻山去串門。
小村裡的集體戶，果然是我們校初二的一幫同學。
這村子，是真正的山村，連個平道都沒有，跟東甸子那樣的大屯不能比。集體戶也很寒酸，模樣就是一簡陋人家。大部分人都勞動去了，不在家。在家的兩三個人，神情很寞落，無精打采混日子的樣子。我們跟他們聊了聊工分值多少錢，勞動累不累，最近回長春了沒有，雙方一時都覺得挺親。坐在他們凋敝的小院子裡，聞聞空氣裡瀰漫的柴煙味兒，還真是有陶淵明的感覺。
呆了一會兒，我們就要走。主人盛情挽留，老龔就說：“算了，我們還是回去，家裡都做了飯。再說這十幾口子，餓狼似的，哪能讓你們招待？”
一聲唿哨，我們便告別了山溝裡的校友，往回返。此時，夕陽已經銜山，金光萬道。翻上山頂時，我們不由得停下腳，只見下面東甸子的原野鬱鬱蔥蔥，公路如細線，村莊如棋盤，千樹梨花，正漫揚輕紗。江山是如此多嬌，生活是這麼地好，叫人怎能不想起“喀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