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過傳統的大公司，美國小企業局的統計表明，新公司創造的新產品比大企業多250％。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一項研究認為，新公司每一美元研究與發展費用所獲得的創新利潤是大企業的4倍，新公司的創新成果進入市場平均是22年，而大企業是31年。
書外人語
1983年5月23日，為了紀念熊彼特誕生100週年，德魯克在《福布斯》雜誌上發表的題為《現代預言家：是熊彼特還是凱恩斯？》的文章中寫道：“在某種方式上，凱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歷史上最著名哲學家的對抗——才華橫溢、精明機智、鋒芒畢露的詭辯者巴門尼德，與動作遲緩、面貌醜陋卻富有智慧的蘇格拉底之間的柏拉圖式的論辯。在兩次大戰期間，沒人比凱恩斯更有才氣、更精明，熊彼特則表現得平淡無奇——但他有智慧。聰明贏得一時，而智慧天長地久。”
自從熊彼特明確提出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以來，創新就成為經濟學、管理學界最時髦的詞彙，甚至被提高到關係民族興衰存亡的高度。管理學大師德魯克瞧不起幾乎任何一位經濟學家，卻惟獨佩服熊彼特。德魯克寫道：“熊彼特一開始就宣稱，經濟學的中心問題不是均衡而是結構性變化。熊彼特由此引出了關於創新者是經濟學真正主題的著名原理。”熊彼特認為，“創新是創造性的破壞”。他堅信，只有當經濟吸收了變化的結果，永遠改變了它的結構時，經濟才能發展，這種變化破壞舊的均衡，創造新的均衡條件。發展就是在新舊均衡之間發生的事件。德魯克所著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在我國出版後曾風行一時，創新一詞就更是時常掛在企業家和學者乃至政府官員的嘴邊。但是，人們好像忽略了熊彼特創新的真正含義。
熊彼特的創新是“創造性毀滅”。創新多種多樣，想象空間無限。創新有好有壞，可以是福音，也可以是禍水。集權制度是20世紀重大的制度創新，結果帶給人類不可估量的深重災難；核技術是20世紀偉大的技術發現，卻從此讓人類永遠籠罩在核戰爭的陰影下。制度創新可以激發無限的技術創新，也可能扼殺整個民族的創造力；技術創新可以整個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乃至政治經濟制度，大大地提高人類的生活水平，但也可能會造成人類的重大災難。
創新可以鼓勵，但不能強迫；可以支援，然而不能計劃；也許會被輕易扼殺，卻無法被輕易喚醒。一項新的技術、一個新的制度安排、一個偉大的商業創意，可以摧毀舊的企業、舊的產業、舊的既得利益和舊的特權階級，這就是“創造性毀滅”的意義。一個社會要足夠寬容、靈活、大氣和穩定，才能夠鼓勵和保護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才能夠確保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促進持續的經濟增長與發展，為人們帶來幸福與安寧，而非動盪和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