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很想拿，但是不行，你屬於單位，你屬於國家，你要回來，拿了的話就要全部上交。不是這個年代，所以大家其實很幸福。
對一個年輕人來講，不能拿，這個事情是蠻殘酷的。完了以後我就回來，聽領導的話再拍第二部電影吧，第二部電影，一天兩塊。第三部電影三塊。你說這對一個年輕人的心理打擊是蠻大的，同時，自我中心逐漸的膨脹，完全是以自我中心的角度來看世界，對社會，對老師，對長輩，對很多東西都覺得不公平，覺得你們對我不公平，真的，在19歲以後，一直到二十四五歲的時候，全部是以自我為中心，對社會不滿，但是不敢表現，不敢講，因為講了以後會挨批評。經過了這一段時間，到了後來，90年代開始，因為自己做了老闆，去拍電影，突然之間換了一個角度去看生命，因為以前我是打工的，我整天管人家要錢，要這個要那個，但是後來，自己做了老闆，就發現，你怎麼管我要這個，你怎麼管我要那個？每個工人都開始重複我以前做過的事情，這個階段雖然經過了肉體上、精神上的衝擊，因為我拍了《少林寺》以後，腿斷了，非常嚴重，我住在咱們北大的第三附屬醫院，當時七個小時的手術結束以後醫生告訴我，我們能保證的就是告訴你可以完整的走路，至於能不能拍電影不知道，但是我們可以開一個三級殘廢證，你可以拿這個殘廢證在你的一生中做一個因工受傷的保證。作為一個19歲的人，差不多全亞洲都知道我很輝煌的時候，功夫很了不起的時候，我自己會面對人生最大的坎坷，都不能確保我還能不能跑、跳，那個衝擊是蠻大的，在我的人生裡。八十年代整體來講，是自我中心、自我膨脹、自我痛苦的一個很長的階段，一直到我90年代的時候才開始慢慢理解，我經過每一個年輕人都想經過的階段，為自己的名、利、物質奮鬥的過程，我完全理解，我也很同情每一個人在這個過程當中所要面對的問題。
到了90年代以後，我開始思考。開始思考我所學的武術，一直就告訴我有陰和陽兩方面的東西，但是我似乎總站在陰的一方面去考慮人生，那麼也就是以自我為中心。有一個很大的事件發生，那時候在香港，我正在拍《東方不敗》，跟導演有問題，跟電影公司有問題，等等的問題出在一起。那個時候人們說，你跟徐克導演那麼好的拍檔，怎會出現問題呢？但是你有一個立場，我有一個立場，肯定會有問題，不信你看，老師和學生有點問題，太太和先生有點問題，我有我的觀點你有你的觀點，陰陽不和，有問題。當時我記得很清楚，記者問我，“你應該很感謝徐克，把你培養出來。”當時我回答說，我那個時候對中國哲學已經很喜歡，雖然我沒讀過，包括陰陽的觀點。當時我說，如果要感謝徐克，我完全同意，但是第一件事要感謝的是我的父母，因為沒有他們，就生不了我；第二件事要感謝的是我的國家，因為他們選擇了我去學武術，第三個感謝的是我的教練，他培養了我，第四個感謝的是《少林寺》的導演，他發現了我，第五個感謝的是很多的電影公司都請我拍電影，第六當然要感謝徐克導演。這是我站在“陽”的立場上去講一個感謝的觀點，但是我同時回答記者說，我想從陰的那一面再說一次，我沒想來這個世界，是我媽媽我爸爸一開心就把我弄來的。真的，可能不斯文，但真的不是我選擇來的；第二，是國家希望有人才，覺得我是那個人才才把我選上的；第三，我教練也希望選出一個全中國的冠軍，培養一個冠軍，也不是光培養我一個，我就是挺有天分的才把我培養出來，我也有立自己的功勞對不對；電影的導演選一個主角，這麼多年輕人不選別人就選你，說明你有這個天分才能做這個主角。所以我有這個天分，做這個主角，到後來電影公司發現我能幫他們賺錢才選了我，徐克也知道我能夠演繹這個角色才選擇我。所以，原來站在陰和陽兩個不同的角度看同一個問題的時候，答案是不一樣的。我也從這個角度裡開始瞭解生活、瞭解生命，以至於我後來在香港的發展，去美國工作了幾年，後來去歐洲工作了幾年，一直到現在，已經改變了我人生的一個基本觀點，我不習慣站在某一個角度來看問題，我喜歡在兩邊晃來晃去，我希望瞭解中國人想什麼，我也想了解美國人想什麼。因為只要大家作為一個人，有一個立足點的時候，你就會有自己堅信的思維方法，但這並不是真理。對面的那個人，因為他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東西，他會說出跟你相反的論調，但它也不是真理。所以生命不是一條路走到底，所以我一直堅信我們人類是一個“圓”，因為無極，無極就是一個圓，有了圓以後有了天地，叫陰陽，天地有了四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