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多也就是到正對著酒店大堂的咖啡廳喝點洋飲料，所以西餐廳的生意顯得比較冷落。但來過這裡的人就會發現，這個平時不大被人注意的西餐廳實際上是個相當不錯的去處，不僅各式西萊西點做得十分地道，而且廳堂裡的裝修裝飾也很講究，進到餐廳內便立即給人一種典雅舒適的感覺。餐廳正中擺放著幾排紅木方桌，上覆潔白的檯布，每桌可供四位客人使用；餐廳兩側則各有一排精巧的長方形餐檯，座位後高高的靠背像一堵包著皮革的木牆將前後餐檯隔開，以減少臨座之間的相互干擾，是個很適合情侶說悄悄話的地方。不知是牆壁上還是天花板上隱藏著的音箱，不間斷地播放著一些曲調悠揚節拍緩慢的西洋樂曲，音量輕柔得似有似無，使空蕩蕩的房間更顯靜謐幽雅，近乎使人產生哀傷淒涼的感覺了。
此時已近午夜，餐廳內除去那個身著黑制服打著黑領結的英俊的服務員小夥子外，就只剩下姚綱與何彬兩個人了。二人臨窗而坐，各執一杯紅褐色的“馬爹利XO”
慢慢品啜著，常常很長時間也不見二人中有誰開口說話。姚綱因有心事，更是一副情緒低落愁眉不展的面容。這個性格堅韌心胸開闊的北方漢子，近來正因為突然發生的家庭分裂悲劇而倍受煎熬，平日裡紅光閃爍的臉頰迅速褪去了所有的光澤，變得如蒙上了一層粗糙而陳舊的草紙，數日不見便似乎一下子衰老了十年。妻子臨走前留下的一封沾滿淚水的信剛由何彬閱完後退還給他，放在餐檯上。姚綱黯淡無神的目光久久地落在那幾頁信紙上，好像仍在以每分鐘一個半字的速度仔細閱讀著這封他已經看了無數遍但似乎仍未完全看懂的信函，咀嚼著字裡行間所隱藏的十年婚姻生活的苦辣酸甜……
姚綱與妻子羅筱素同為將門之後，兩家的父輩在國共兩黨爭奪江山的戰爭中曾經並肩作戰，有過生死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姚父和羅父棄戎從筆，一起在文化界擔任領導工作。在一段時間內，兩家曾比鄰相居，兩家的孩子曾有過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天真歲月，姚綱與筱素的姐姐筱文由於年齡相仿志趣相投，更是自幼形影不離，按照長輩們的說法，這兩個孩子長大後必成一對般配的夫妻。
後來，姚父與羅父在共產黨內的路線鬥爭中站在了不同的立場上，各自為本陣營的利益和信仰拼死爭鬥，以致反目成仇。姚父所在的一派很快敗下陣來，而姚父作為這一派在文化界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受到精神和肉體上的雙重摺磨，不久身染絕症，不治而亡。姚母在極度悲憤之下毅然辭去公職，帶著一雙兒女回到河北白洋淀老家，重新過起了艱難的鄉下生活，到七十年代末姚父“平反”全家人重返北京城，彈指間已是十載有餘。
雖然兩家長輩之間的怨隙並未完全消除，但印在孩子們心靈中的童年的友誼卻如冬天的火種般儲存了下來，一遇春風便又重新燃燒起來。姚綱同筱文瞞著雙方的家長很快便恢復了聯絡，後來又相約報考了南方的一所大學。二人之所以不想在北京的大學裡讀書，原因之一就是想盡可能遠地避開雙方的長輩，以便自由自在地發展彼此的友誼和愛情。二人在大學讀書期間，筱文的父母相繼去世，兩家長輩中的四位老人只有姚綱的媽媽一直健康地活到了九十年代。
就在姚綱和筱文畢業的前一年，妹妹筱素也考上了這個城市的另一所大學。起初，三個人經常在週末和假日一起出外參加各種遊樂活動，但到畢業前夕，姚綱為參加研究生考試而開始緊張地準備功課，難有時間再陪她們一起出去，於是便常常是姐妹倆同其他同學一起外出遊玩了。在一次去海濱遊覽的途中，由於突遇暴雨，姐妹倆乘坐的巴士翻車落入滔滔江水。為救不善水性的妹妹，筱文忍著傷痛在水中拼死搏擊，待將筱素推近江岸讓她抓住營救者伸過來的木棍時，自己終因體力不支而被無情的江水吞噬。那場慘劇奪去了二十幾名旅客的生命，筱文的屍體兩天後才在江下游數十里外處找到，她的嘴巴微張著，雙眼始終不肯閉上，似乎仍有許多話要對世人講。
姚綱在極度悲痛之餘，義不容辭地擔負起了照顧妹妹筱素的責任。為此，姚綱改變了報考本校研究生的打算，而考取了筱素所在大學的一個近似專業的研究生。
後來的幾年，大學裡的學習風氣已遠不如剛剛恢復高考時那樣濃厚，不管是研究生還是本科生學習的任務都不是很重，即使學校壓下來學習任務，學生不學也沒有辦法。所以，姚綱有許多時間同筱素在一起。慢慢地，兩人之間那種本來就無血緣聯絡的“兄妹”關係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變化，筱素不再稱姚綱為“綱哥”，而改為直呼其名，面對面時則乾脆以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