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會員因而沒有代表參加，而代表香港和臺灣赴會的分別是霍震霆和李惠堂。
一次，我和霍震霆坐在車上，問起這段往事，他一邊笑，一邊回憶說：“講起來，真是好笑到極。臺灣方面那次有5個年青人參加大會。吃午飯時，國際足聯秘書長突然大聲說：”各位，支援中國內地的，這邊請，由霍震霆請客；支援臺灣的，那邊請，李惠堂請客……‘我感到很荒唐，李惠堂也是香港人，我們幾乎天天都在中華遊樂會打球。當時，體育就是政治。結果，人人都可以吃兩餐，吃完我請的，再吃李惠堂請的。在香港，我們踢足球，東昇對東方，東方是親臺灣的，於是有報紙稱這是’國共大戰‘。“
李惠堂是中國乃至亞洲地區早期最出名的足球健將。他1905年出生於香港，是霍英東在皇仁書院的前輩校友。李惠堂從少習足球，不足20歲時就加入南華體育會足球隊，由乙級升上甲級；1923年，他參加中國代表隊出席第六屆遠東運動會（亞運會前身），奪得冠軍；第七屆中國隊蟬聯冠軍，李惠堂也因此聲名遠播。他是唯一四度代表中國參加遠東運動會及作為奧運國腳（1923年至1936年）的足球員。他踢了20年足球，大約射入了2000多個球。抗戰期間，李惠堂曾返內地從軍，官至少將。1954年，他發起組織亞洲足球協會，曾任會長12年，又曾出任國際足球總會副會長等職。他和霍英東父子都較相熟，常在中華遊
樂會見面，但由於他長期代表臺灣方面，故而在一些國際體育協會，尤其是在討論內地與臺灣的國際體育會籍問題時，他們是亦友亦敵。李惠堂已於1979年逝世。
其實，在法蘭克福之前，霍英東已經在羽毛球方面嘗試幫助中國重返世界體壇。
1973年，中國羽毛球應邀到泰國曼谷參賽，霍英東也率香港隊參加，當時的國際羽聯秘書長謝勤也應邀前去觀賽。那時，泰國羽毛球協會秘書長邊賽在家裡設宴款待謝勤夫婦、霍英東和中國體委官員。席間，霍英東向謝勤提出“驅蔣”的要求，但謝勤態度很強硬，堅持“兩個中國”的主張，商談毫無結果。
拜訪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曼
�“在法蘭克福失敗後，我就決定轉從亞洲足協入手，解決中國的體育會籍問題。”霍英東興致勃勃，侃侃而談。
“那時，臺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東南亞到處參加比賽，還兩度贏得亞洲足球冠軍，影響很大。當地華僑不理政治問題，見到中國人贏球就高興得不得了。但臺灣的足球隊，幾乎都是香港球員。我們當時還採取一些措施，比如限制職業球員不能參加所謂‘中華民國’的臺灣隊。
“1974年秋季，亞洲運動會在伊朗德黑蘭舉行，中國雖然還沒有加入亞洲的任何體育組織，但也派代表團參加亞運會。亞洲足協也選擇在亞運會舉行期間，在德黑蘭開會。當時的亞洲足協主席是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曼，他基本是反共親臺的。我以香港足協會長的身份代表香港參加足協會議，震霆也參加。我事先已經聯合一些代表，籌劃驅逐臺灣出會。按照章程，一般申請要提前兩個月遞交，才能列入會議的議程，但我們只是提前兩個禮拜遞交給亞洲足協，但那時大會的議程已經安排好，並且已經印了出來。
“大會前一天，我和震霆已提前到達德黑蘭，在那裡等候東姑拉曼。東姑拉曼到了深夜才飛抵德黑蘭，接著又連夜和各個執委開籌備會。我老是想向東姑拉曼打聽是否將我們的申請列入大會議程，但執委開會開到很晚，會後東姑拉曼因疲勞過度急需休息，我和他會不上面，我整晚都很擔心。”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拜訪東姑拉曼，向他提出討論中國入會的問題。但東姑拉曼說，北京以驅逐臺灣出會為前提，實現難度很大；加上提交的申請報告太遲，不符合大會所有議程必須提前兩個月提交的規定。東姑拉曼以此為由，表示免談，並對我說，執委會已決定，不能討論這個問題，等下次再說。”
“若錯過這次機會，就得再等兩年才能重提這個問題，我很失望，但並沒有放棄，連忙想辦法尋找其它途徑。上午開會，國際足聯會長作報告，我坐在那裡沒心聽，只是埋頭翻查亞洲足協章程，發現有這樣一條條款：若有3/4以上的與會者提出議程之外的問題，則可以把這個問題視為緊急事項，作為臨時動議，列入大會議程。我如獲至寶，即刻找對中國友好的伊朗、科威特代表商議。”
會上連闖三關
“下午繼續開會，我和伊朗、科威特等國的代表向大會提出，中國的入會問題，應該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