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館時期，霍英東的意識已經很明確：透過白天鵝賓館的實際操作，探索出一個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有借鑑作用的模式。
霍英東把白天鵝賓館視為自己人生的傑作之一，向來處理低調、不愛張揚的他，近年曾多次在演講會、座談會上等多個場合高談闊論，講到自己在白天鵝賓館實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效應。
在接受我採訪的幾個月間，他也是多次反反覆覆、不厭其煩地談起。每次談到白天鵝，他總是顯得意興盎然，神采飛揚。
“籌建白天鵝賓館，我們要面對的不是資金問題，也不是技術問題，我要建設的是全‘開放型’的高階賓館，這間賓館既要保持中國傳統的風格，也要體現‘改革、開放’的特色。‘萬事開頭難’，那時‘文革’剛結束，哪些改革是合理的、必要的，哪些是錯誤的，我沒有把握，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心懷忐忑邁出第一步。從賓館的選址、設計、施工、建材選用，及人事制度、財會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應、通訊運輸、採購保管等等，幾乎賓館所要涉及到的，我都參與決策和進行改革。”
改革必然會影響社會，往往會牽涉到原有制度和習慣的改變，故而總是引來一些大大小小的震盪。
霍英東提出，從酒店全面開業那一天起，就將酒店開放給群眾，任由他們參觀、拍照。有人反對他的意見，認為這沒有先例，一開放，可能會出亂子。
霍英東舉例說：中山溫泉賓館也是開放給群眾，效果很不錯。
持反對意見的人舉出一大堆理由：溫泉賓館地方空曠，白天鵝則集中在室內，空間有限；溫泉賓館在農村，白天鵝在大城市，參觀的人會更多，一旦擠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