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地友好。但是正因為我們結成聯盟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備國的獨立和安全，他認為沒有理由對任何一個採取不結盟方針，從而能夠最有效地實現這一目的的國家不那麼友好。蘇聯人長期以來一直出力地爭取中立國家，肯尼迪也無意從競爭中退出去。1961年年初，他遭到了歐洲盟國的抱怨，因為他悄悄地放棄了國務院以前的政策，沒有把向美國新申請外援的所有非洲國家先轉給他們原來的宗主國；當門南·威廉斯支援“非洲人的非洲”這一口號時，它們就更為不滿。對此，總統淡然地評論說，“我不知道非洲還應該是哪個別人的。”
他也不想去規定受援國的國內政策。雖然他確實想使其他國家在利用我們資金時作出基本的改革，但是他知道我們自己的制度不能普遍地強加於這樣一個世界，或為這個世界所接受，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不是白人……不是基督教徒……（而且）對自由企業，正當的法律程式或澳大利亞式的無記名投票都一無所知”。所有國家都必須採用自己的制度，而使它們能自由地這樣做，這是他的政策的核心。1963年，他開始在演說中多次談到“要確保世界具有多種不同的形式”。這句話同威爾遜所說的“要確保世界享有民主”，並無特別的牴觸。這一句話就概括起了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不少新思想。
最後，大多數中立國的領導人開始尊重肯尼迪關於獨立和多樣化的概念，並且尊重提出這些概念的人了。他們認識到，一種微妙的態度上的轉變已使美國同他們國家內部爭取社會正義和經濟增長的願望相一致了；美國不再把土地分配、掃盲運動和中央規劃看作是共產黨的口號，而看作是受到我國政府鼓勵，甚至是指定要進行的改革；這個國家現在更常把手伸給那些得到群眾較大支援和具有較高社會目標的領袖，而不是伸給通常為西方外交人士所支援的“安全”的右翼政權；而且美國有了一位總統，他既理解又歡迎民族主義革命，並且相信，根據他自己國家的經驗，最恰當的貢獻並不是關於私人財產或政黨制度的概念，而是人類尊嚴和自由的傳統。
亞非拉的學生團體、工會和民族主義政黨開始降低他們反美口號的調子。他們的聯合國代表團開始更為經常地同我們的代表一起投票。以前認為是親蘇分子而受到排斥的幾內亞總理塞古·杜爾也攻擊共產黨大使館在他的國家內搞陰謀，並歡迎美國國際開發署和和平隊的代表團。甚至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迦納的恩克魯瑪和埃及的納賽爾也不時緩和了他們對美帝國主義的譴責，因為這時在國內也好，在亞非國家也好，美帝國主義這類詞已不大有用了。
這些人往往是使美國總統感到心情不舒暢的朋友，而且國會對於繼續提供援助也很有意見。但是肯尼迪認為，他的政策使他能對這些中立國家的行動保持某種影響，井使它們的領袖有所約束。肯尼迪的個人威信有助於促使蘇加諾釋放幾年前在對他的政府的一次襲擊中被打下來的一箇中央情報局的飛行員。它還有助於說服納賽爾制止阿拉伯聯盟中反以色列的狂熱分子。納賽爾喜歡肯尼迪的大使約翰·巴多，他也喜歡肯尼迪搞私人通訊的做法。蘇加諾很喜歡和平隊，而且——儘管同司法部長有過一場傷感情的舌戰——希望總統前去訪問。肯尼迪說，如果因為這些人說過的每一句蠢話或做過的每一件蠢事就拋棄或譴責他們，如果因為他們引起我們不快就切斷我們的援助或不運送糧食，那隻會對共產黨有利。
他還希望利用我們的援助和貿易政策“去擴大鐵幕後的國家”，特別是波蘭和南斯拉夫，“在態度上或步調上可能出現的任何分歧”。如果說共產黨集團曾經是鐵板一塊的話，那末到六十年代它已不復如此了。他想鼓勵現存的各種民族主義傾向。美國同波蘭人和南斯拉夫人的關係雖然動搖不定，但這總比他們完全採取敵對態度要好。雖然鐵托同莫斯科的關係有所改善，他仍然願意鼓起政治熱情歡迎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到白宮來。他迅速向斯科普里①地震的災民送去了醫療援助；他在花園歡迎一支波蘭男孩歌詠隊；他為這兩個國家謀求經濟援助；他還同國會進行鬥爭，堅持要給予這兩國同其他一切國家相同的關稅待遇。他十分同情他的駐南斯拉夫大使喬治·凱南。凱南因為國會背離了肯尼迪的南斯拉夫政策，把它搞成了一個“前後矛盾、沒有成果和不能令人滿意的”大雜燴，而辭職了。
①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的首府。——譯者
總而言之，這是處理外交事務的一種精明的辦法：幫助某些共產黨國家，不幫助另一些共產黨國家；既同盟國友好又同中立國家友好；既向私人工程提供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