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國家、科學革命以及共產黨國家集團內部的緊張關係。他堅持要作出仔細的區別——例如，對待不同型別的共產黨國家，或者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個拉美國家——而不能只看到它們表面上相似就一概而論。正如下文就要講到的，他認為在寮國和越南問題上還沒有“正確的”答案，只存在著待處理的問題，而不是待解決的問題。1961年秋季在華盛頓大學發表的一篇著名演說中，他講話的調子已經遠不象十二個月前當候選人時那樣熱情洋溢了：
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美國既不是無所不能的，也不是無所不知的……我們不能把我們的意志強加於其餘94％的人類——我們不能矯正每一個錯誤，也不能扭轉每一種逆境——因此美國不能解決世界上的所有問題。
他認為最重要的是需要保持作出選擇的能力——這不是在“赤化或死亡”之間，也不是在“大屠殺或屈辱”之間，而是在發生侵略時從各種軍事方案中進行選擇，在運用外交手段方面，選擇時機和策略，以及在每一次交錯著防務和外交問題的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