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自由放任的做法，而後者則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綱領，要採取一些嚴峻的措施和管制手段來達到經濟穩定、加速國民經濟恢復的目的。經過長期摩擦之後，孟戴斯…弗朗斯憤然辭職，由普利文接管了他的國民經濟部（1945年4月）。這樣一來，用真正激進一點的辦法來處理當前問題的前景都成了泡影。
可是，當地方選舉結果表示出很明顯的左傾趨勢以後，戴高樂在1945年5月24日的一次廣播中答應在年底前“作出決定，以便有組織地把煤電等生產的基本工業……以及信貸的管理（透過信貸管理就能指導整個國民經濟）置於國家控制之下，使其只能為全民族謀利益”。同年6月，他向協商會議提出了由國家控制民用航空的建議，7月間又提出了徵收資本稅和對1940年到 1945年間的財產增益課以特種稅的兩項建議。但甚至這些措施也遠未能滿足左派方面的要求。勃魯姆在1945年8月18日的《人民報》上寫道：法國人民不滿意，因為戴高樂“沒有給他們提出明白的目前行動綱領和明確的今後目標”。實際上人們是在責備這位將軍沒有能更好地適應當時的革命氣氛，是在提醒他，群眾對他的支援是以他答應要作深刻的社會變革這一諾言為基礎的。
當時有一種看法，認為戴高樂之所以遲遲不肯搞激進的社會經濟改革，是由於怕冒犯美國工商業界和政界的輿情，從而失掉取得煤、食品、軍用品等急需物資的機會。但是，更可能接近實情和更簡單的解釋則是：第一，戴高樂對經濟事務和社會問題根本不感興趣；第二，他認為重振國家的實力和威望，即他所說的“上升到強有力的地位”，是當務之急，應該優先考慮。他夢寐以求的是法國重新成為強國，這就使他把重點放在重整軍備和外交政策上，而經濟重建和國內政策則因此而大受影響。他的重整軍備政策和這一政策所引起的反響，前面已經提及；他的外交政策則比較成功，同時也較少引起誤解。的確，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三大主要目標，是法國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政黨都不會不擁護的：法國重新取得世界強國的地位；確保法國今後安全的充分保障；參與世界和平組織。而且，達到這些要求的主要條件也已充分具備。阿爾薩斯…洛林歸還了法國；薩爾和德國的一部分已劃歸法國佔領；法國在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和柏林軍事管制總部裡都已派有代表，還取得了對柏林一個區的管理權。最後，它又作為五大國之一得到了外長會議上五個席位中的一個，而且成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一個理事國。
戴高樂為使他的國家重又成為世界事務中的第一流角色，採取的辦法之一是力圖使它充當英國和俄國之間的聯絡人或仲裁人。於是，在1944年掌權後不久，他就去莫斯科訪問，並於1944年12月10日在那裡同蘇聯簽訂了一項二十年同盟互助條約。但另一方面，與上述行動相輔相成的一個步驟，即同英國也商訂一項條約，則不得不推遲到英法兩國關於德國問題的分歧解決之後，而且事實上，直到戴高樂離職後又過了一年多，這一步驟才最後完成。同俄國締結的這一條約，除了能堵住戴高樂的那些左翼批評者們的嘴之外，無疑地也是符合於人民大眾的總的願望的。他為恢復法國過去的強國地位而作的努力，也是如此。的確，要是他回到法國以後給人留下一點他是受制於另一大國的印象的話，他的聲名和威望就不可能持久。正是他同華盛頓和倫敦關係搞得不那麼融洽，以及他在那裡以不肯隨和出名，因而大大有利於他在國內的處境，因為，法國近來所遭受的苦難和屈辱已在人民中間引起了類似的心情，即那種倔強自信、處處強調獨立自主的心情。
第四節 政黨的演變
（一）舊政黨的狀況和新政黨的興起
戰爭給法國政治生活帶來的變化，最容易看得出的，莫過於政黨的性質、各黨派的規模、黨派的數目等方面的變化了。誠然，法國的政黨，同其他國家例如英國的政黨比起來，一向有著全然不同的性質，然而它們最顯著的一個特色是它們為數很多而每一個都單獨起不了什麼作用。過去常有人說，在法國，一般的政客都認為一個理想的政黨應只包括他自己再加上一些足以使他當選做官的投票者。總而言之，當時確是存在著過多的黨派，其名稱常常只是些沒有什麼意義的標籤；這些黨派，即使還不是直認不諱的機會主義政黨，其據以立黨並據以相互對立的東西，往往都是些比較瑣細的概念和比較微不足道的利害關係，而不是什麼主義或觀點上的巨大分歧。因此，在所有這些政黨或多或少都擁有一些代表的議會里，當時的政府要確保一個足以進行工作的多數（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