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新協商會議總名額的五分之一，抵抗運動裡的人卻仍然覺得他們是多餘的，在“新法國”代表不了什麼人。
的確，抵抗運動中許多不但任政治工作的人員——“左派”除外——責怪戴高樂錯誤估計瞭解放前夕的法國形勢以及失去一個絕好的機會。他們認為1944年時他本來可以大大改造法國而不必流血，並可以透過帶頭領導革命運動而使共產黨失去其立足點。總之，他們覺得他是過高估計了共產黨人的影響，動輒把所有一切抵抗運動力量統統看作是危險的共產主義亂民；他們認為，戴高樂的這種看法同事實相差甚遠，要是他能透過表面現象深入觀察一下的話，他自己也會發現的。而且，他們這些人四年來一直在夢想有一個新的法蘭西並一直在為之而鬥爭，在他們看來，戴高樂似乎一心想重建舊的社會秩序而不是要創立一個更好的新秩序，即使他所提出的一些進步措施——如煤礦、許多銀行、廣播事業、電力公司和航空公司的國有化，以及對戰前所實行的飛機制造業和鐵路國有化政策的追認等——似乎都不是衷心自發的表現，而只是一種對他所並不同情的社會輿論勉強作出的讓步。
產生這種隔閡的根源可能是，雖然戴高樂並不真正具有極權主義的觀點，但他卻認識不到真正的民主是同政治上的多樣性分不開的，政治上的多樣性有助於防止權力過分集中在社會上的一部分人手中。這樣，他自己就不時地試圖取消政治上的多樣性，建立起一種沒有意見分歧的民主。雖然他一度鼓勵過舊政黨的復活，但到了1947年，當他打出他那個聯盟（法蘭西人民聯盟）的旗號時，他又回覆到了原來的立場，因為這個聯盟雖然主要地是針對共產黨的，實際上卻旨在取代所有一切政黨。
（二）共產黨的崛起
人們很可以認為，戴高樂關於共產黨威脅的看法，已由後來的事態發展所充分證明，儘管左派分子以及甚至連那些只有點自由思想的人都在竭力貶低這種看法。而且，還應該看到，戴高樂在採取組織他自己的黨這樣一種極端的步驟之前，曾表現出很大的耐心，作出過真誠努力，想透過一些老辦法來達到大家剋制的目的。他自己曾力圖鼓勵組成一個強大的中派集團來掌握左右兩派勢力之間的平衡，雖然他的一些更不妥協的助手們，如勒內·加比唐等，從一開始就認為左右兩派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希望集合起一支強大的反共力量來為這種危險預先作好防範。此外，儘管抵抗運動裡面有著各色各樣的人，，成分異常龐雜，但事實仍然是，到大戰結束時共產黨已經成功地控制和滲透了該運動的很大一部分，比該黨在全國擁有的支援所真正應得的大得多。如果考慮到共產黨在法國最近的那段歷史，這一成就越加顯得非同小可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裡，共產黨遵循著莫斯科那條爭取資產階級自由派以共同抵制擴張中的法西斯主義的政策，在法國取得了很大進展。而且，撇開意識形態問題，光從政治、軍事方面的權宜得失來看，蘇聯在當時確是法國人可以指望的唯一重要盟國，因為那時候英國的意向仍然顯得非常暖昧，令人痛心疾首。再者，共產黨人由於放棄了他們公開從事顛覆的國際性任務而代之以一種表面上是進步的、民族的立場，並同別的改良主義黨派一起支援1936年的人民陣線政府，因而大大地增加了他們的追隨者。由於上述這些理由，國際共產主義方面所提出的這一新的號召在法國就顯得特別有力，特別能吸引人，因此，儘管在戰前和戰後有過暫時的挫折，也有過幾次使人恍然大悟的“暴露”，但仍然對法國的命運發揮著強有力的影響，使法國成了比它的許多鄰國都更有利於共產主義發展的肥沃土壤。這一事態發展中最耐人尋味的一點也許是，不但工人階級，就連中產階級的一些重要階層最後也都覺得共產主義很有吸引力。這一趨勢實在是同社會上另外一大批人的傾向於法西斯主義相對應的，因為它的根源也在於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人們對自由主義議會制度理論和實踐普遍感到幻滅。
可是，在另一方面，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條約的簽訂使共產黨遭受到了一次突然的打擊。在法國就象在其他各國一樣，共產黨除表示贊成外別無選擇餘地，雖然黨員們都大為愕然，簡直覺得無法相信。然後，緊接著這一打擊而來的就是戰爭的爆發和共產黨的被明令取締。但儘管如此，共產黨仍完整地保住了它最堅定的核心力量並在地下繼續活動，它並沒有失去什麼重要的黨員，雖然它的領袖莫里斯·多列士在法軍中開了小差，逃往俄國去了。共產黨的這種相當淒涼的處境，一直持續到1941年希特勒進攻俄國而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