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著一大堆的看法和設想，從而使自己與盟國隔離，對自由主義態度不作任何真實的理解。他們不明白在譴責納粹主義方面他們自己作了多少精神準備。他們既沒有持久力，也沒有思想武裝去進行一次重新評價。
第四類人準是如釋重負地歡迎戰爭結束，因為這樣一來，他們的愛國主義與反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劇烈鬥爭也就終止了。實際上這只是改變一下論調而已，就是說與征服者合作到怎樣一種程度才算是背叛了德國的理想。無庸置疑，重建工作是有利於公眾的，但無需與佔領軍保持密切的個人關係。無需具有多大的預見能力，就可測知民族主義者在幾年以後作出的反應，或者可以看到那些最明顯的親盟國的人將是怎樣的情景。在新的體制下，這一類人都轉變成“持保留態度的信徒”。在他們腦海裡呈現的犯罪問題也是非常尖銳的。狂熱分子不承認有罪。第二、第三類人用上述種種方法嫁罪於人而藉以逃避責任。他們推卸責任，雖然在有些人的內心裡稍有犯罪之感，就是說他們並未參與其事，只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絡而已。消極的反納粹的人，他們頗有見識，對自己應負責任這一點是不會不知道的，但他們內心產生一種悔恨情緒與愛國主義的衝突，感到抑鬱不伸，毫無建樹。他們不願承認錯誤或請求寬恕，唯恐被視為放棄了德國人的立場。他們很樂意為自己的態度辯護，可是辯護也無補於事，因為他們所缺乏的是精神上的勇氣，而不是智力上的信心。盟國嘮嘮叨叨地對他們盡講些犯罪問題，而且要他們認罪，這的確是一個錯誤。越是要他們認罪，越是造成心理上的很大障礙。解決的辦法在於不咎既往，共同合作來建設一個新的德國。有一大批德國人真正熱衷於建立一個超國家的歐洲的想法，就此而論，是值得予以注意的。這樣，一些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想把他們的愛國主義提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來解決他們心理上的緊張。
在這些論點中，突出的是全體德國人對納粹的罪行61 承擔“集體罪責”
的觀點。有過這麼一個傳說，這種論點是英美官方所奉行的原則。事實並非如此。沒有哪個指令有過這樣的提法，沒有哪個高階英、美大臣或部長在講話中提出過這樣的主張。他們所強調的是全體德國人民要對納粹的行徑及其後果分擔責任。“責任”這個詞，在波茨坦宣言中使用過。英國廣播公司費了很大的勁去區分“罪責”和“責任”的意義。前者必然含有譴責的因素，而後者則不然。毫無疑問，駐德軍隊中的許多下級人員對這兩者的區分能力是很差的。“集體罪責”的說法肯定是盟國的個別軍官宣揚出去的。但是德國人並不願為罪責和責任之間的區別而煩心，也不願去研究個別人的講話是否代表其上級，這種情況本身是意味深長的。集體罪責是一個考慮極不成熟的概念，很容易加以駁斥。在承擔後果這個意義上人人必須分擔責任的說法，使得那些設法推卸責任、準備要求獲得較好待遇的人都站不住腳了。無庸置疑，集體罪責這一虛構的說法多半是德國人宣揚開來的，儘管他們這樣做也許是出於本能而別無意圖。他們竟然把大部分盟國評論員引入了歧途。
對堅定的反納粹者來說，戰爭意味著一場惡夢的結束。就他們企圖進行積極的反抗而論，他們的處境始終是危如累卵，無從得知哪一次敲門是蓋世太保光臨。就他們保持消極態度、閉口不談思想而論，他們必須長期剋制自己，不讓一言一行失慎，從而暴露出自己的態度。由於迫害和移民，他們的人數日益減少。留在本國的許多人，不是鋃鐺入獄，便是關進了集中營。如果他們露面時不帶有神經病或神經抑制症狀，那真是個奇蹟。但對他們來說，特別對社會民主黨人來說，戰爭結束也帶來了失望。故時他們中的大多數對於盟國不親近他們，拒絕和平試探的一切努力，要求無條件投降，都表示忿恨不平。他們不能相信，一旦戰爭結束。他們原來的態度是否還能維持下去。
他們認真對待這樣一種理論，即戰爭不是在國家之間，而是在意識形態之間進行的。他們希望德國政府交由他們來掌管，而盟國代表則象同事一樣在旁協助。事實恰恰相反，他們看到政府為外國軍人和行政人員所接管，這些人對德國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往往把所有德國人看成一樣。總有一天，許多責任要落在他們身上。然而，他們繼續受到和別人一樣的戰敗國國民的待遇，他們所受的困苦、所領的口糧，與其他的人一樣。62 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這無疑是個有利條件，因為這可以使他們不致沾染上太多通敵的汙點，但同時這也使人感到痛心，特別是在大多數其他德國同胞也抱著和他們同樣的希望，而結果只能認為盟國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