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領一個包括高階軍事專家和大使館官員的代表團。西德基十分強硬地反駁說，埃及代表團的成員是屬於埃及政治生活中最傑出的人士之列的；他期望與同等級別的英國人士舉行談判。他還補充說：“埃及人民相信，並且不會忘記，過去十年中，特別是戰爭期間所實行的政策——一項並沒有給人留下好印象的政策—就是由這些你現在想依之為你的政治助手的大使館官員所擬訂和執行的。”
於是，在4月2日，英國外交大臣宣佈他將率領代表團，儘管談判的最初階段將由空軍大臣斯坦斯蓋特勳爵和英國大使來主持，1941—1945年英國駐伊拉克大使、現任外交部中東司司長基納漢·康沃利斯爵士、將擔任首席政治顧問，而中東三軍總司令將擔任軍事顧問。斯但斯蓋特勳爵的任命，受到西德基的公開歡迎，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很少有別的英國人肯為我國說好活，只有他，當時還是韋奇伍德·本先生，在議會內外維護著埃及的事業。因此，韋奇伍德·本的名字在埃及總是被當作一線希望始終銘記不忘。”
當4月15日代表團抵達開羅時，按照斯坦斯蓋特勳爵後來的記述，它從西德基那裡聽到的第一句話是：“除了以撒退為基礎，你們不可能同埃及達成協議。”然而，英國軍事顧問們力圖提醒埃及代表團注意：蘇聯對波斯、上耳其和希臘施加的冷戰壓力，其中就存在著對整個中東安全的威脅；作為保衛中東的一個基地，他們強調下埃及的軍事設施和交通是極其重要的，而且下埃及能提供大量的熟練、半熟練和非熟練的勞動力，這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已經證明是十分有用的；他們極力要求埃及人考慮整個地區的防務，而不是較狹隘的尼羅河流域的利益，而且，因為埃及的人力物力如無外援就不足以應付這種較廣泛的防禦設想，他們還要求埃及人在平時接受穿便服的英國技術專家，並在運河區維持一個地區性的司令部。
然而，埃及代表團的看法卻傾向於侷限在尼羅河流域的狹隘範圍內，而且他們一心只想結束英國的佔領，這就排除了任何更廣泛的考慮。此外，繼續不斷的學生示威遊行和炸彈暴行，以及不時出現的暗殺冒險行動，也使人不敢偏離埃及的基本要求。於是，英國政府在5月7日提出了下列建議以謀求打破僵局：從埃及領土上撤出所有英國部隊，並在談判中解決這一撤出的各個階段和最後完成日期，以及由埃及政府作出安排，使雙方可能根據盟約在戰時或受到緊急的戰爭威脅時相互援助。
在以後的十七天中，這個建議在下院辯論了兩次，在上院也辯論了一次。
戰時曾在中東服務過的一些支援政府的人爭辯說，不設在埃及領土上的基地，同樣可以很好地保衛蘇伊士運河；反對派發言人則指出，巴勒斯坦和昔蘭尼加這兩塊顯然只能選擇其中之一的領地，英國能夠佔據的期限都不是永久的；而塞普勒斯也不是很符合要求的。丘吉爾和艾登，對1940年6月危機中埃及政府的態度猶豫不決，是深有所知的，他們提出警告說（儘管他們並沒有直接提到這一點），完全依賴干將來國際局勢緊張時英國有權重新佔領這些設施，那是十分危險的：同我們將不免發生爭端的那個大國，當然要對埃及政府說：“我們將把英國軍事力量進入運河區的任何行動看作一種不友好的行為。”難道有人競能設想，無論如何不希望有英國部隊或空軍駐在運河區的埃及政府，面臨這種局勢，將不拒絕我們重新進駐的要求？難道有人能想象，在一場重新開始的世界鬥爭中，當可怕的結局是和平或者戰爭還懸而未決的時候，英國政府在這樣一種形勢下會迫使結局早日來臨？這是一種獨斷的行動，一種將被廣泛地看作是並加以譴責的侵略行動，一種正在摧毀和平的最後希望的行動。
赫伯特·莫里森無意中透露，政府已“勉強地”答應埃及的要求，先撤退然後再研究英埃同盟的將來和軍事援助問題；首相說：“如果整個事情破裂，當然，仍然還存在著條約”；貝文則以作出下列的保證來結束這一系列的辯論：決不應當出現一個真空。如果埃及政府迫使局勢中出現一個真空——這意味著我們已經撤離，而那裡卻沒有什麼可以代眷的東西來保證安全，例如地區性防務或其他組織——對此，我決不能同意。但我已經建議。。一個使雙方接近的新基礎，對這個我有信心。或許夥伴關係是一個錯誤的措辭，但這是為共同防禦作出的一種聯合努力，這不僅是為了大不列顛和英聯邦的利益，而且最終也是為了這樣的利益，即為我所希望的、有待於變成保衛世界安全的聯合國防務，作出貢獻。
在此期間，埃及所有的報紙，除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