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路斯人，因為他們意識到，一旦塞普勒斯人也取得自治領地位所享有的全部權利，他們就也會象緬甸人一樣利用這種權利脫離英帝國，而當時出於戰略上的原因，英國的兩個政黨都決心要把塞普勒斯留在英帝國的範圍之內。
到了1948年，由於埃及和伊拉克都拒絕了英國的建議，不願同英國在冷戰中實行共同的區域聯防，再加上英國政權又在巴勒斯坦垮了臺，結果就使塞普勒斯重新獲得了曾在1878年吸引過迪斯累裡、但後來卻在1882年被英國佔領的埃及取而代之的那種戰略上的重要意義。
1948年下半年，塞普勒斯共產黨人和他們的追隨者猛烈地抨擊了英美在塞普勒斯建立軍事設施的協議。這表明共產黨人這方面很懂得：在英國反對他們的政治要求的背後，也是隱藏有戰略動機的。倫敦的英國工黨政府和它所任命的塞普勒斯總督之間，就同一問題所產生的意見分歧（或者至少是在處理問題的時間表上的分歧），看來就是溫斯特勳爵辭職和選擇一位文官作他後繼人的原因之一。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共產黨人的暴力行動，同過去一樣，竟挫敗了他們自己的目的，反而促使塞普勒斯的教會和中產階級的民族黨人都起來組織了自己的支持者的隊伍，並在1949年5月的市政選舉中擊敗了共產黨人。
第五章 英國在巴勒斯坦的統治，1945—1948 年
第一節 委任統治國和猶太抵抗運動，1945年8月至10月
三十年來日益增長的巴勒斯坦的緊張局勢，終於導致1948年戰爭的爆發，這部分地是由於在這段時期內支配著巴勒斯坦的外交檔案措詞含糊不清。貝爾福宣言和委任統治允許“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建立一個民族之家”，而不使“現存的非猶太人社團的公民和宗教權利”受到損害。一個律師可能會辯護，這兩種條款不是彼此不相容的。但是，這種法律觀點，在心理學的必然性面前總是脫離實際的，因為這個公式在猶太復國主義者和阿拉伯人雙方的心靈中，會喚起種種的確是不能調和的期望。這種委任統治是屬於“甲”級的，適用於已經“達到一定發展階段的屬於土耳其帝國的某些社團”，“而它們作為獨立民族的存在”是能夠“得到條款上的承認的”；再考慮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已構成當時巴勒斯坦人口的壓倒多數，他們自然會把委任統治當作是承認他們有權成為一個完全自治的阿拉伯民族——象前奧斯曼帝國的其他阿拉伯人終於在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和約旦成為完全自治一樣——儘管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中，又包含這麼個條款：要為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民族之家。同時，這也並不奇怪——儘管猶太復國主義者遵守委任統治的規定，保證非猶太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權利——他們竟然會把“為猶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民族之家”這一點解釋為“承認巴勒斯坦為猶太人民的民族之家”，這是他們曾經在1917年提過的要求，事實上並沒有獲得同意。
1939年5月的《巴勒斯坦白皮書》對進一步擴張猶太人民族之家這一問題，給予了嚴格的限制；其基本目的是為了英國在中東的戰略基地的安全，防止泛阿拉伯民族主義採取同仇敵汽的行動，在當時迫在眉睫的戰爭中對基地進行破壞（那就會對整個戰爭部署帶來最嚴重的後果）。這個目的，白皮書已經多半完成了。但是在限制未來五年內猶太人移民總數為七萬五千名這一點上，就使不知其數的猶太人不能進入巴勒斯坦，否則的話，這些人可能已從歐洲逃出來了，可是這樣一限制，也就把他們劃入四百萬到六百萬的希特勒的猶太犧牲品中間去了。因此，到歐洲戰爭末期，由於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原因，猶太復國主義者對白皮書本來就忍受不了；如今再加上但願為歐洲大陸倖存的猶太人在巴勒斯坦提供家園，而由此願望又產生了一些明顯的和更為迫切的考慮，這就對白皮書越發感到忍無可忍了。
由於他們最近同集中營裡或大半是同剛從納粹魔掌下解放出來的那些歐洲地區的猶太倖存者建立了聯絡，這種極端迫切的感覺就更加加重了。因為總數估計為一百二十五萬到一百五十萬名的猶太倖存者，絕大多數似乎感到在他們遭受過駭人聽聞的慘無人道的迫害的國家裡沒有前途；而且（即使猶太復國主義者已準備在新的情況下，否定1905年所做的關係重大的決定，當時他們拒絕了太不列顛提出的，在東非為猶太人提供一個民族之家的提議），也沒有任何其他的海外避難所現在主動提供任何值得考慮的容身之地。歐洲猶太人的最大潛在避難所是美國，1945年12月22日，杜魯門總統發表宣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