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的居民都講希臘語，並且都隸屬於正教會和使徒教會。英國政府根據1878年與奧斯曼帝國所達成的協議，佔領了塞普勒斯，它一直不願滿足這個合併的要求；這首先是出於英帝國的戰略理由，其次是考慮到了總計居民百分之十九的操土耳其語的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反對。操希臘語的多數民族在政治上的不滿，在1931年1O月的騷動中表現出來了。在這次事件中，總督府曾被燒個精光。以後所頒佈的政府法令，取消了塞普勒斯的立法會議，廢除了區和市政會議的民選，取締了所有的俱樂部和社團組織，規定不經官方允許，不得自行懸掛旗幟，還規定除非有當地特派員的批准，不得擅自舉行五人以上的集會，對報刊和電影也實施了檢查制度。總督兼駐軍司令在行政會議的襄助下進行著官僚式的統治。
該行政會議有四名官員，還有兩名非官方的成員：“一名是穆斯林，另一名是非穆斯林”，也就是希臘人。另外，自從1933年起，在島上就有著由總督所任命的四名官員和十名非官員所組成的諮詢會議，根據官方宣告，該會議“並無立法之權，只供政府在立法方面與其他措施方面的諮詢！它發揮一種作為溝通手段的作用，凡品格與學識均堪勝任的人士，可以透過它對政府就殖民地諸事務提供正式意見。”儘管由於島上降雨量和水的供應時有不足，農村中尚存在著大量的貧困與負債現象，然而據1939年的報告說，該島“並非是不繁榮的。1929年，即世界經濟危機發生之前一年，政府的收入達到七十五萬七千英鎊，在1938年上升為一百零二萬英鎊；這些年度即使稱不上飛躍的經濟發展，也可以說是穩步向前邁進的。1937年底，工會運動開始興起，其結果是工時有所減少，工資也有所增加。
儘管如此，這些物質上的好處，卻一點也沒有安撫住塞普勒斯人中佔多數的希臘族內那部分政治上有覺悟的人。他們所以感到不滿，是由於他們至今仍未得到政治自由。這種政治自由，他們的希臘同胞在希臘自1829年以來即已享有；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亦已逐漸為毗鄰的中東各國人民所享有，而其中有些國家的人民過去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曾經遠遠不及塞普勒斯人民。他們的一位代言人認為：自1931年起在塞普勒斯建立起來的“英國獨裁”，甚至比希臘的最厲害的梅塔克薩斯獨裁還要壞幾分。他承認，1937年在倫敦組成的“爭取塞普勒斯自治委員會”（倫敦是“唯一的能提出有關塞普勒斯政治問題而元須擔心受迫害的地方”），透過它在英國報刊上和議會里宣傳這些政治問題，成功地吸引大家來注意英國統治的幾個“最令人憎惡的方面”，從而促使“壓制有所緩和”。不過，他仍然抱怨說，英國殖民部對該委員會於1939年提出的一份表達了兩百個塞普勒斯個人和團體的“基本憲法要求的檔案以”，竟然“漠然無動於衷”。反對這種觀點的，有1933年到1939年擔任過總督一職的里奇蒙·帕爾默爵士，他曾在議院質詢中對塞普勒斯要求政治自由並與希臘合併一事的嚴重性，提出了疑問。
1939年7月5日，在下院回答一系列的批評性口頭質詢時，英國殖民大臣馬爾科姆·麥克唐納也表示了類似的懷疑，他說：最近，在塞普勒斯出現了對憲法改革問題的一些討論。這種宣傳鼓動的一個主要手段，就是在人民群眾中散發要求更改憲法的請願書。搞這種工作的當事人，在徵求簽名時所採取的方法，並非在所有場合下都是正當的。如據代理總督彙報說，一批人把請願書放在仰承其鼻息的村民的面前，並且簽名也都是用虛假的暗示騙來的。例如有人說，在不久的將來島民即將被賦以自治政府，而且暗示，一旦自治政府建立起來，那些拒絕簽名的人可就要吃苦頭了。
我深信大多數的塞普勒斯人民，在現政府的管理下並無不滿之處。現政府的政策乃是朝著建立更有代表性的代議制政府的方向努力；不過這一過程不能倉促從事，而且依我看來首先還得逐步增強地方政府的責任。
正如上面所引的那位塞普勒斯作家承認的那樣，塞普勒斯人對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態度最初是冷淡的。
沒有一個人能夠告訴他們，英國政府的句標兔竟是什麼。
作為英帝國的一個政治組成部分，他們被宣佈為交戰國，並被號召作為志願人員入伍。然而殖民部卻沒有采取過任何至少可能使塞普勒斯人有所指望的行動，他們指望生活情況可能會得到改善，或被賜予一點點自由。因而，只是在發生一連串嚴酷的事件以後，塞普勒斯人才對戰爭採取了明確的態度。
作為一支作戰力量，塞普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