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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戰以前，在英美的宣傳和政策宣告中，除採用“避開即將降臨的嚴厲懲罰”這一極為有效的論點之外，還加上了一些勸誘之辭，這種勸誘不可避免地促使義大利人抱有這樣的希望，以為只要拋棄德國，他們就可免於再參與任何作戰，甚至他們的戰爭罪責也可不予追究。例如，美國政府宣佈過，從1942年10月19日起，意僑將不再象德國人和日本人那樣被視為敵人；丘吉爾的一些廣播演說則特別挑出墨索里尼，說：“只有一人”應對義大利可恥的、悲慘的參戰負責，並且呼籲義大利的“王室、全國人民和軍隊”“對義大利的存亡和前途稍加關心”；美國和英國的宣傳都決心不僅要在義大利人同德國之間，而且也要在義大利人民和他們的領袖之間開啟一個缺口。同義大利的一些流亡分子保持著某種程度的接觸。法國淪陷後，英國人曾幫助上述流亡分子中的某些人逃到美國和拉丁美洲去，讓他們在那裡幫助建立“自由義大利”運動；後來，又幫助一些反法西斯分子橫渡大西洋回來，以促進義大利內部的秘密反抗活動。對這些“自由義大利運動分子”並沒有給予足以改善義大利戰後地位的任何一種承認，可是有過的那種接觸無疑有助於提高反法西斯分子的希望。
英美政府的對意政策，除受當前戰爭需要的影響外，也還受到兩國政府對戰後和平方案總的想法的影響，而在這一方面義大利人也覺得他們有理由可以找一些希望。不錯，這些締結和約的目標是有它們較為嚴峻的一面的。盟國明白宣佈他們要根除法西斯主義和懲辦戰犯。羅斯福特別著重要懲辦“首惡分子”及其死黨，丘吉爾也不反對迫使義大利人交出法西斯頭子，只要不因此而犧牲軍事上利益。而且義大利也不能指望保有其在法西斯政權下征服的土地。到1943年時，衣索比亞早已失掉了，而英美兩國都已承認了阿爾巴尼亞獨立的權利。然而，關於法西斯掌權以前義大利本來就有的那些殖民地，關於南蒂羅爾，關於的裡雅斯特，則除艾登於1942年1月8日在下院發表過決不能再容許義大利統治昔蘭尼加的塞努西的那句話以外，英美沒有宣佈過任何定論，而許多義大利人則希望（不管怎樣不合理）能獲得比最後強加給他們的較為有利的條件。
有關義大利國家前途的兩個主要諾言是：第一，在義大利人拋棄了納粹德國和本國的法西斯領導人之後，“重組後的義大利”可望在歐洲各國大家庭中佔有一席受人尊重的地位；第二，他們“最後”將有機會“依照自由、平等的基本民主原則選擇自己的政府”。這兩項保證顯然都是能夠辦得到的，也是不大會引起不切實際的希望的。可是，其他的一些諾言，雖然完全是出乎誠意的，但在當時比較容易引起誤解，或者易於因後來事態發展而變得無法履行，而這些事態發展，也許可以說，是應該更清楚地預見到的。例如，1942年11月14日伯利的講話就把解放描繪得實在太容易而且毫無痛苦，同時他關於美國無意把“懲罰性”的和平條件強加給義大利的主張，可能已經助長了義大利也許不必支付賠款或不必放棄的裡雅斯特的幻想。1943年7月28日，羅斯福曾親自著重指出各佔領國決意要使西西里免於匱乏。當艾森豪威爾1943年7月29日的廣播文告正在草擬時，美國三軍參謀長建議這位將軍在文告中應提出，如果義大利投降的話，將釋放“好幾十萬”戰俘。在丘吉爾對此表示反對之後，文告僅僅提出以拘留在突尼西亞和西西里的戰俘同被拘在義大利的盟軍戰俘相交換；而後來，停戰條件卻只是規定釋放盟軍戰俘，根本不提交換。阿爾及爾盟軍總部向義大利進行的宣傳中許了過多的願；佔領軍發行的流通券，背面印有“四大自由”，象徵著盟方特別是美國人本來的良好意願。
卡薩布蘭卡宣言（主要是羅斯福的主意）要求義大利無條件投降。談判的時機成熟時，艾森豪威爾認為提出一些體面的條件將會促使義大利人早一點退出戰爭，但是原先主張把義大利作為例外而從寬處理的丘吉爾，現在卻一心一意要確保義大利的完全投降，以便盟國可以毫無拘束地放手進行下一戰役。然而，他是第一個提出只要義大利人對德國人實行抵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