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紐斯和艾登就這一事件發表了正式宣告。他們提到以前曾為此進行過的調查，對事態的新發展表示深為關切，說這一新發展對波蘭問題的解決有著“直接的關係”，並宣佈他們已向莫洛托夫要求一份被捕波蘭人的名單和一個詳盡的說明。
正象4月間羅斯福的去世轉移了公眾對波蘭領袖失蹤的注意一樣，從5月1日德國人宣佈希特勒斃命起到5月8日（歐洲勝利日）止的那幾天裡，德國崩潰和投降的各個演變階段也勢必暫時沖淡由於莫洛托夫宣佈逮捕十六名波蘭人而籠罩著舊金山的悲觀氣氛。但是波蘭流亡政府5月6日向參加舊金山會議的各國政府發出公開呼籲，要求它們勸使俄國人釋放這些領袖。他們抗議說，俄國人邀請這些領袖出席一個會議，然後把他們逮捕，這是犯了欺詐罪。5月10日，米科拉伊奇克發表一項宣告說，如果這些波蘭人曾經考慮到他們將被控從事反紅軍活動的話，他們是絕不會向俄國人暴露自己身分的。
斯大林在回答《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5月11日提出的問題時說，逮捕一事同成立新波蘭臨時政府的事毫不相干。這些波蘭人是根據一項同英國的保衛國土法相類似的蘇聯法律，並遵照紅軍同波蘭臨時政府簽訂的一項協定而依法逮捕的。他們不可能被邀請來進行什麼談判，因為蘇聯領導人是不會同危及紅軍後方的犯法分子談判的。然而，他重申雅爾塔宣言是解決波蘭問題的基礎，並提到三個條件：第一，在重建波蘭政府時，必須承認波蘭臨時政府為將來波蘭民族團結政府的核心，就象承認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委員會是南斯拉夫聯合政府的核心一樣；第二，這樣產生的波蘭政府必須對蘇聯友好，決不能推行反蘇的“防疫圈”政策；第三，波蘭政府的重建必須有同波蘭人民保持聯絡的波蘭人士參加。
（五）哈里·霍普金斯的最後一次出使
莫洛托夫5月3日透露的訊息，加劇了西方對俄國人在東歐和巴爾幹地區的行徑所感到的困惑和憤怒，與此同時，由於西方盟國自從羅斯福死後，在上年年底所採取的幾項觸怒俄國人的行動，而使當時的形勢進一步複雜化。在波蘭問題未能達成協議而給舊金山會議帶來的陰黯氣氛下，哈里·霍普金斯不顧身體有病，還是被說服飛往莫斯科，試圖透過同斯大林直接面談，解決幾個妨礙美蘇關係的問題。霍普金斯於1945年5月25日到達莫斯科，在那裡停留了十一天。他同斯大林第一次會見時說，問題的討論需要他在莫斯科多久，他就準備留多久，斯大林回答說，他的時間悉聽霍普金斯支配。
霍普金斯對5月26日開始的一般性討論顯然是作過仔細準備的。談話一開始，他便試圖對關係惡化的原因提出美國的看法，而斯大林則扼要地談了蘇聯對西方盟國，主要是對美國的不滿，來作為回敬。象在雅爾塔一樣，波蘭問題在談話中佔有突出的地位，而在這一特定的問題上，霍普金斯必須依靠哈里曼和國務院的專家們。
霍普金斯說，他對波蘭問題感到關切，並不是關切這一具體問題本身，而是把它看作為他的政府同俄國人協商解決問題的能力的一個象徵。他試圖說明羅斯福對世界事務的想法，並把美國國內那些一成不變地非議蘇聯的人，同支援羅斯福政策的大多數美國人區別開來：正是這些大多數人，現在由於俄國的行動，特別是由於它在波蘭所採取的單方面行動，而逐漸感到幻滅。
為了消除蘇聯懷疑美國政府的任何根據，霍普金斯小心地把英國的政策同他自己政府的政策，特別是兩國在波蘭問題上的政策區別開來。他向斯大林保證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誠意，著重說明他們對波蘭沒有特殊利益。他們將承認任何一個對俄國友好的同時又是波蘭人民人心所向的波蘭政府。
然而，斯大林從一開始就堅決認定，波蘭的麻煩在於英國保守黨人希望沿蘇聯邊界重新建立一個“防疫圈”。他表示深信，只有蘇聯對雅爾塔宣言的解釋才是唯一合理的解釋，他說俄國人不是傻子，決不會稀裡糊塗地接受任何別的解釋。他承認俄國人在波蘭的確採取了一些單方面的步驟，例如承認華沙臨時政府和簽訂波蘇條約。採取這些行動是有充分理由的，可是西方盟國沒有恰當地加以理解。首先，這裡有紅軍後方安全的問題。他說，等盟國間就波蘭政府問題達成協議後再採取行動，那是不可能的，盧布林政府在保衛紅軍交通線方面證明很有幫助，在沒有其他可靠政府的情況下，蘇聯政府不能不承認盧布林政府。他提到了最近英國在希臘採取的行動，他對霍普金斯說，至少俄國人還沒有被迫在波蘭採取類似的行動。波蘭不會被“蘇維埃化”，而是將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