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31日舉行選舉，雖然他提出異議，認為治安情況還不足以保證選舉獲得公平的結果。對事態發展的這一新形勢，民族解放陣線的反應是宣佈一切好樣的民主主義者都將拒不投票；另一方面，保皇派勁頭十足地、熱烈地投入競選運動，索富利斯的黨則盡其全力同他們競爭。
選舉在一千多人的盟國代表團的注視下於1946年3月31日按時舉行。代表團後來證實，選舉的程序是“有秩序的，令人滿意的”，雖然在投票名單上有一些弊端，左派和右派兩方面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採取了一些威嚇投票者的做法。選舉的結果是希臘各派政界人物早就一致料到的。保皇派獲得全勝，在議會的三百五十四個席位中得了二百三十一席；徹底共和派只取得五十一席；在君主制問題上沒有明確表態的黨派取得了剩下的席位。民族解放陣線根據實際投票人數只佔選民名單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九這一事實，宣稱整個選舉是一個騙局，並聲稱大多數希臘人民是站在他們一邊的。這種說法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名單中許多人當時已死亡，另外還有許多人已遷離原籍，因而是不能投票的。解陣支持者的實際人數只能加以猜測。他們可能總共佔全體選民的百分之二十，但是由於他們根據解陣的指示拒不投票，所以這部分希臘民意在新的議會中得不到反映。
選舉後，保皇派主要政黨的領袖康斯坦丁·察爾扎里斯擔任了首相。新政府第一件關心的事是加速進行公民投票以決定君主政體的前途。公民投票於1946年9月1日舉行，結果贊成國王回來的佔百分之六十九，反對的百分之三十一。國王喬治乃於1946年9月27日到達雅典，及時地恢復了王位。
千真萬確，從1944年到1946年間左右著希臘政治的那場關於希臘君主制前途的漫長而激烈的辯論，是一件分散人們注意力、荒謬透頂的事。國王個人和國王的權力，都不足以對政府處理國家問題的成敗起到任何重要的影響；然而這個爭端卻掩蓋了一切需要作出決定的更重大、更緊迫的政策問題達兩年之久。
這在1946年3月選舉之後變得特別明顯；因為，察爾扎里斯政府上臺不久，下面這個事實就很清楚，即那些保皇的黨派甚至連試圖解決國家當前問題的計劃都沒有。他們鼓吹擁護國王，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國王的回來不會自然而然地解決任何事情。一般說來，保皇派的那些政客們並不熟悉經濟問題。他們的唯一政策是自由放任政策；對他們中許多人來說，擁有政治權力只是意味著給他們的親友和政治擁護者以官方特權和外快的機會。結果是經濟上繼續放任自流，通貨膨脹扶搖直上。在希臘政府看來，向英美借款似乎是逃出惡性迴圈的唯一希望；但是英美兩國政府都不願給予貸款，除非能對貸款應如何使用附有嚴格條件。結果，談判進展緩慢，1946年內只借給了希臘一些小額的應急性貸款。
部分地由於政府的政策（或政府的缺乏政策），部分地由於希臘面臨的經濟問題的巨大困難，1946年底國民經濟又處於岌岌可危的局面，同剛解放時完全一樣。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軍事聯絡組、私人救濟機構等所提供的鉅額救濟和重建物資以及英美提供的政府貸款，至多隻能解救燃眉之急和推遲經濟災難的到來。希臘政府缺乏一項認真的經濟政策，同時卻起勁地奉行一種極為愚蠢的外交政策。察爾扎里斯及其追隨者大肆宣揚希臘對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領土要求，宣揚得那麼厲害，以致人們很容易懷疑他們有意無意地企圖轉移人們的不滿並把公眾的注意力從國內轉移到國外。察爾扎里斯親自出席了巴黎和會（1946年7…10月），滿懷希望地想模仿他那傑出的前輩埃萊夫塞里奧斯·韋尼澤洛斯在外交上的成就，為希臘贏得北方的新土地。但是各大國對希臘所提的領土要求意見有分歧，察爾扎里斯不得不在挫敗中後退，只爭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島和希臘向義大利及保加利亞所提賠款要求的一小部分。
從1944年12月起，希臘國內的事態演變使希臘處於同北方三個“人民民主”國家對峙的危險地位。小的邊境衝突時有發生，希臘北部邊界上一切正常交通都被封鎖。這種形勢於1946年8月間引起了世界注意，當時烏克蘭駐聯合國代表對希臘提出控告，說希臘邊防人員的行動反映著希臘政府的侵略政策，這一政策構成了對國際和平的威脅。經過從1946年8月28日起到9月20日止長時間的討論之後，烏克蘭所提的這一控告被撤銷，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烏克蘭的控告以及安全理事會對此事的處理，事實上都是俄國同西方國家之間所爆發的宣傳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