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美國方面就表示，他們不同意維辛斯基對莫斯科決議所作的解釋。2月16日，維辛斯基和美國國務院的科恩在倫敦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會談。科恩一回到美國，就於2月22日送了一份備忘錄給保加利亞駐華盛頓的代表，提出了美國對莫斯科協議中關於保加利亞那一部分的解釋，即應該促使保加利亞的政府和反對黨就莫斯科公報中所提到的增加兩個代表的事尋找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基礎；而不是對反對黨施加壓力，迫使他們提出兩個人選來無條件地參加政府。科恩的照會引起了俄國3月7日的強硬答覆；答覆中宣稱莫斯科公報所提到的反對黨成員參加政府的條件僅有兩個，即他們必須是他們黨的代表，他們必須忠於政府；並未提到什麼“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此外，俄國照會還指責美國駐索非亞代表巴恩斯一貫慫恿反對黨不要根據莫斯科的決定行事，鼓勵他們提出參加政府的新條件；照會還宣稱，美國2月22日的備忘錄同樣在鼓勵保加利亞的反對黨破壞三大國在莫斯科作出的決定，是美國未作任何努力來同莫斯科協議的其他兩方進行合乎程式的協商而提出的一個單方面宣告。3月10日，貝爾納斯對此作了答覆，他說他的政府從來沒有想到過兩名反對黨成員應在並非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下參加保加利亞政府，在美國政府看來，這就是莫斯科協議的實質所在。貝爾納斯提到2月16日科恩向維辛斯基解釋美國觀點的那次倫敦會談，以證明美國政府並沒有片面行事。美國沒有采取過與產生莫斯科協議的友好合作精神相矛盾的任何行動；“巴恩斯是遵循美國政府的指示行事的，即他應該向有關各方著重表明這種合作的必要性。美國政府真誠希望，“關於保加利亞的莫斯科協議將在這種精神下得到貫徹”。
3月下旬，保加利亞內閣辭職，攝政們要求格奧爾基耶夫另組一個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新政府。他同各反對黨領袖舉行了會談，討論他們將在什麼條件下同意參加政府。他們要求在6月中旬以前舉行新的選舉，要求由他們來掌管司法部並在內政部佔有一定的地位。格奧爾基耶夫拒絕這些建議，但他提出願意在9月中旬舉行選舉，允許在選舉時讓所有各黨都分別提出各自的名單，並同意對司法、內政兩部作一些有限的調整。但是，他堅持，參加政府的反對黨成員必須同意與祖國陣線聯盟忠誠合作。談判終於破裂。3月31日宣佈格奧爾基耶夫組成了一個新政府，它的成員仍然全部來自祖國陣線聯盟。3月28日，蘇聯駐保加利亞大使基爾薩諾夫發表一項宣告，宣稱反對黨所提條件同莫斯科協議相牴觸，因而是不能接受的，而格奧爾基耶夫提給各反對黨領袖的建議則應認為是公平合理的。另一方面，美國和英國政府在第二天宣佈不承認新的保加利亞政府，理由是未曾執行莫斯科協議中關於接納反對黨成員入閣這一條規定。
1946年6、7月間在美、英、俄外長巴黎會議上，保加利亞代表團團長瓦西利·科拉羅夫再次同英美政府打交道。貝文告訴他，應讓反對黨在政府中佔有公平合理的一份，貝爾納斯則再次提到埃思裡奇報告，告訴他在保加利亞當局容許反對黨行使充分的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之前，美國決不承認保加利亞政府。貝爾納斯說，在莫斯科討論保加利亞問題時，他的目的無非是要創造條件，使反對黨能夠行使其權利。科拉羅夫於是答應在三個月內，保加利亞將舉行具有充分保證的自由公開選舉以產生制憲會議。7月19日，保加利亞政府宣佈將於1946年9月8日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應否廢除君主制，宣告保加利亞為“人民共和國”；還宣佈將於10月27日舉行制憲會議的選舉。
與此同時，共產黨利用盟國在準備對保和約過程中提出的要保加利亞裁減軍隊這一要求，對那些擁有更大勢力的“茲維諾”集團的軍官們採取行動。有影響的陸軍部長維爾切夫被立法機關剝奪了大部分權力之後，終於辭職，擔任了保加利亞駐瑞士代表的職務。對許多仍然堅持軍隊應不介入政治的保加利亞軍官採取了措施。甚至斯坦切夫，儘管他是大戰後期抗德作戰的英雄，也都免不了被捕；到了8月，據報道被撤職的軍官已達一千八百人。經過1946年春夏兩季的清洗，共產黨人達到了雙重目標，既符合了西方提出的要大量縮小保加利亞軍隊規模的要求，又打垮了足以嚴重阻礙共產黨人鞏固其對保加利亞統治的唯一力量——“茲維諾”黨的那批軍官，而且他們還能在簽訂和約之前，紅軍還在保加利亞的時候，就做到這一點。在1946年8、9月間的巴黎和會上，討論到保加利亞戰後經濟和領土方面的和約條款時，保加利亞代表團特別提到了這些裁軍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