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中國供應了日本進口總數的一半，1943年則佔三分之二以上。這些礦石主要來自長江流域和海南島。由於這兩處地方比較接近日本海岸，日本覺得利用這兩處的資源比利用菲律賓和馬來亞的資源更實惠，因為從菲律賓和馬來亞進口，航運距離較遠。1942年，日本從中國進口了四百萬噸鐵礦石。後來，銑礦的情況同煤的情況一樣，航運方面的巨大損失使透過海路的進口數量減少，而中國、滿洲和朝鮮的鐵路運輸也不能滿足日本所需的進口量。用小鼓風爐就地加工生鐵塊的努力，也遭到了慘敗。
化學工業所必不可少的鹽，是日本大部分依賴滿洲國和中國供應的另一種商品。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成了日本的唯一的原棉來源地。日本在華北擴大棉花生16產的野心勃勃的計劃，主要停留在紙面上，而且只有摻進長纖維棉花，日本才能有效地利用中國的劣質的短纖維棉花。然而，日本已無法獲得長纖維棉花了。
假如日本能使自由中國垮臺，那麼，日本對中國資源的掠奪就便利得多了，只要航運可能的話。而且，只要日本能迫使蔣介石求和，或者使蔣介石陣營裡比較重要的人背叛他而投奔汪精衛陣營，那麼，日本就可以從中國調走相當大的一部分軍隊去用之於其他地方。日本還可以得益於相應地減少對中國戰場的航運和後勤供應。
因此，結束在中國的長期衝突，對日本來說變得極為重要，特別是在太平洋地區的局勢開始變得對日本不利的時候。
在1942—1944年間，日本很有希望打垮自由中國。日本人看到，英美捲入對日戰爭，起初多麼鼓舞中國計程車氣，但也看到當日本勝利地向東南亞挺進而使中國比以往更加孤立時，這種鼓舞又怎樣變為驚慌。日本人意識到重慶對盟國的“德國第一”戰略的反感。他們也看到國民黨和中共之間越來越分裂以及共產黨勢力在華北重要地區的鞏固所造成的國民黨保守派的恐慌。增長著的財政和經濟困難，國內外——特別是美國——對重慶政權缺點的批評，這些都是日本人可以利用的。日本人及其南京僕從的宣傳，都注意到充分利用這些機會。
但是，只要中國堅持抗戰，盟國就保證中國自由和獨立（而日本，正如1940年11月的條約清楚表明的那樣，仍想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控制中國），那麼，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就不大可能成功了。東條似乎抓住了這一點，並認識到無論如何日本必須給予南京政權以表面的同盟國地位和平等的地位。東條可能是由於重光葵的影響而這樣做的。重光葵到1943年4 月為止是駐南京的大使，1943年4 月繼谷正之後在東京任外務相。從此，所謂的“對華新政策”具體化了。
根據在外務省任職期間與重光葵密切合作過的加瀨俊一說，“對華新政策”的目標首先是實現與蔣介石媾和。重光葵希望這將成為全面媾和的序幕。顯然，基本的概念是日本將放棄——或至少大大地改變——它控制亞洲政治、經濟的野心；另一方面，日本要保證西方列強不能恢復他們原來的地位。東條積極支援這個政策，無論是在中國或在大東亞的其他地方；這無疑是因為他從中看到了這是使泛亞洲主義的宣傳更為有效的方法，因此也是使日本佔領區的人民與日本實行真正合作的方法。他認為這是日本取勝的一個重要因素，仍然相信日本能夠取勝。即使加瀨對重光葵的動機的說法是可以接受的，但重光葵並不抱這樣的幻想。他希望用寬大的政策促使日本的仇敵與它達成協議，同時削弱國內陸軍的地位。
1942年12月，汪精衛到了東京，與東條、重光葵和日本政府的其他人員進行了會談，並謁見了天皇。1943年1 月9 日，當南京政府對英國和美國正式宣戰時，這些交易的一個結果變得明顯了。東條對此歡呼，稱之為“在進行大東亞戰爭方面前進了一大步”。他接下去說：
為了使新中國更快地完成其建設事業，從而為圓滿結束大東亞戰爭作出充分貢獻，當前日本必須在新的基礎上堅決恢復與中國的關係，增進日中親善，迎接新形勢。這是完全正常和適當的做法。
據此，東條表明：日本政府將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和租界，並將向南京政府交出其在上海和鼓浪嶼的公共租界以及北京的使館區，並將交出日本軍隊在中國佔有的敵產。
這個決定多半是由英國和美國方面的宣告引起的。
在1942年10月，英美決定就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與中國進行談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簽訂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