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合約中的短欠部分，並且以後還必須繼續運交，保持與土耳其運交等價鉻的同樣速度。土耳其還在1941年10月同意德國在伊斯肯德倫（亞歷山大勒達）設立副領事館，一個曾經在敘利亞為維希政權活動過的女間諜，就在那裡迅速地展開了她在中東反盟國的活動。然而，總起來應該說是，儘管德國人能在土耳其保持的情報和宣傳機構取得了相當大的戰時宣傳效果，但盟國在那兒的相應機構，雖沒有象德國人的那麼眾目昭彰，實際上卻是得到了土耳其當局的庇助而可能比它們的德國對手還略勝一籌。
第三節 土耳其和德蘇戰爭
自從大戰爆發以來，我們就已看出，蘇聯同土耳其由於它們各自同德國和西歐國家簽訂了條約而處於兩個敵對的陣營；雖然它們之間的關係因對德國進入巴爾幹半島共同感到憂慮而多少有所改善，但莫洛托夫…薩拉若盧1939年秋的會談重又提醒了土耳其對蘇聯凱覦海峽和外高加索的野心的疑慮，而這種疑慮以後一直沒有減輕過。莫洛托夫對土耳其的態度以及不久後蘇聯對芬蘭的入侵都是俄羅斯帝國擴張主義復活的徵兆，而這種擴張主義奧斯曼帝國已領教過達兩個多世紀之久，直到1921年在經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各自國內的革命而國力齊被削弱之後，土耳其共和國和蘇聯才共同攜起手來，互相支援，以對付英、法帝國。1941年6月間，德國方面由於它在1941年6月22日進攻蘇聯前不久把土耳其拉到了它這一邊，就它說來，這是一項十分有用的外交上的成就。但那次，希特勒的廣播講話及其披露的上一年11月莫洛托夫提出的要求，卻證實並加劇了土耳其對蘇聯的猜疑，因此自那以後的戰爭期間，雖然英、美大使居中不斷斡旋，但土耳其對西方盟國一方面的態度同對蘇聯一方面的態度之間還是有明顯的（若不是反覆無常的）不一致。在對俄戰爭初期階段，德國進展之迅速給土耳其的政治家們和一部分高階將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6年蒙特勒公約授權賦予土耳其對透過海峽出入黑海的船隻的控制權，很快就引起了摩擦。儘管德國沒能在冬季來臨之前打垮蘇聯紅軍，儘管德國人在“一月和二月將軍們”手下遭到了損失（更不用說蘇聯的冬季反攻了），但在土耳其人看來，似乎在1942年大部分日子裡，德國還有很大可能在東線贏得一場決定性勝利。因此，在這期間，土耳其的政治家和將軍們鑑於德國可能獲勝，就有興趣謀求德國保證給予在蘇聯的二千餘萬操土耳其語的穆斯林以獨立；這些人，土耳其的安那託利亞人（特別是泛土耳其主義的知識分子）把他們看作是骨肉兄弟。馮·巴本竭盡全力煽動土耳其政治家們對蘇聯的恐懼和懷疑；然而儘管德國大使在給柏林的報告中無疑是據實將土耳其表現出的強烈的反蘇感情歸因於土耳其的政治家們，但他從來沒能從1942年8月13日繼薩拉若盧後任外長的精明的努曼·梅內門吉奧盧那裡，或從現任總理薩拉若盧本人那裡獲得任何肯定或積極的保證。相反，土耳其卻以這樣的宣告來搪塞馮·巴本，即土耳其保持中立的必要性勢必限制土耳其同它的合作，但若合作能被認作是代表土耳其的天然與合法的利益時，就將給這種合作以保證。裡賓特洛甫被土耳其這些沒完沒了的遁詞所激怒，於9月12日電告馮·巴本，德國對同土耳其政府進行對話不再感興趣了。
假如土耳其政府對於東線戰事（他們傾向於同情德國一方）仍持不介入態度的話，那麼他們就用同樣的、外表上注意平衡的姿態來保持“與英國結盟，同德國修好”。當一個土耳其高階官員代表團訪問西部沙漠時，另一個在德國人指使下的代表團就訪問了東線。新聞界旗幟鮮明地分成親軸心國和親盟國兩派，並不偏不倚地向交戰國雙方都派出了新聞使團。當託卜魯克陷落的訊息傳來時，伊諾努總統作出一副站在英國大使一邊的樣子；但是，據說接近1942年8月底，梅內門吉奧盧還曾對瑞士外交部長表示過他確信隆美爾將於深秋開始一路從埃及低地，另一路從塞普勒斯和敘利亞對蘇伊士運河發動鉗形攻勢。
第四節 在形勢變為有利於盟國後的土耳其政策
現在已到了這一時刻，戰爭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首先是1942年10月在阿拉曼、緊接著就在斯大林格勒；土耳其輿論的調子也立即順應這種趨勢而改弦易轍了。
與此同時，儘管土耳其格外謹慎小心，避免採取任何可能引起德國懷疑其中立的公開行動，但是，在1942年間西方盟國已能幫土耳其修整港口、公路、鐵路和安那託利亞的機場以及給它運進大量軍用品以加強它的力量，準備它可能投入戰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