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外，還需要再做什麼。阿爾貝特·施佩爾的任命，本來是要導致在1943年和1944年對德國戰時經濟進行一次比較根本性的改組，但是在1942年，並不曾指望他為新的戰役加速生產之外做更多的事。希特勒的戰略勝過了哈爾德、倫斯德、勃勞希契等人關於在俄國西部為德軍休整和補充兵員建立一條防線的建議；德軍再次以閃電攻勢蜂擁前衝，這種進攻實質上是一場巨大的經濟戰戰役，因為它企圖切斷伏爾加河的交通線，奪取高加索石油。1942年11月，德國人在斯大林格勒的敗北，說明這一決戰的努力失敗了，雖然俄國也損失慘重。1942年10月，英國在阿拉曼的勝利和11月7日至8日英美軍隊在法屬北非的登陸，意味著從此以後，德國不得不放棄它那用精銳部隊以短暫的、耗費較小的閃電進攻取勝的希望；隨之而來的將是一種防禦戰和消耗戰，因此德國不得不為適應這種情況而制訂作戰計劃了。這意味著“廣度的戰備”階段的結束。雖則施佩爾在1943年及1944年所作的巨大努力的確成功地提高了生產數字，但是根據可供利用的時間和條件來說，要進行充分的“深度的戰備”是不可能的。
鑑於德國和歐洲德佔區的形勢已有利於——雖然不十分符合盟國所主張的方針——繼續使用經濟壓力，英美兩國政府遂開始在所有適當場合下協調他們的行動計劃，這樣，在大戰的後半階段，他們的行動就明顯地分為兩大階段。在1942年年底以前，他們一直是在相當不利的情況下作戰的，因為那時在歐洲和南美洲的中立國，由於仍然相信德國可能取得勝利而不願意承擔風險。當盟軍在1943年和1944年開始轉入進攻時，採取經濟攻勢就成了可能，於是中立國才相當情願地逐步縮減他們同軸心國的經濟聯絡。
第二節 海上封鎖：英美合作
經濟戰的傳統戰場是通往交戰國或“毗鄰的中立國”港口的海道；其傳統使用的武器是以軍艦攔截違禁品。自1939年9月以來，對那些橫越大西洋而至歐洲港口、可給德國和義大利供應物資的航路進行監視，一直就是經濟作戰部的主要目標之一。但自法國淪陷後，皇家海軍轉而去執行甚至比管制禁運品更為重要的任務，迫使經濟作戰部不得不在貨源基地建立管制禁運品的機構。我們已經知道，這種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說服中立國的貨主，他們如想要從海外市場——譬如說在美洲國家，向某一歐洲港口出口貨物，應向出口國家所在地的英國領事申請批准，然後由英國領事發給航行證和船隻許可證這兩種檔案。與此同時，還對歐洲的中立國實行了“強制”的限額政策。航行證根據這種標準發給，它將准許適當的進口以滿足國內的消費，但禁止將其再出口與敵方，或囤積大量存貨，以致惹起敵人的入侵。這樣就建立了一個有效的禁運品管制制度，只是偶爾求助於皇家海軍。這種制度之所以獲得成功，多半有賴於出口國家的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的默許和積極支援。
當1941年12月，美國成為交戰國之一的時候，英美兩國在政策上才有可能取得了完全協調，但是，這只是完成了日本襲擊珍珠港之日以前已經走得很遠的一個過程而已。早在1941年6月，美國出口管制局在簽發諸如以瑞典、瑞士、葡萄牙為目的地的出口許可證以前，就已經要求美國出口商出示他們所持有的航行證。1941年12月以後，既然沒有必要實行兩種制度，應該採取的做法顯然是以美國的出口許可證立即代替英國的航行證。同時由於1939年12月實行航行證制度所惹起的為難局面，而且實際上是敵對情緒，也提示了美國政府很可能樂於在1941年12月立即接管這一制度，用以消除外界關於英國干預美國內部事務的指責。然而，美國方面並沒有做出這樣的反應，因此很明顯，在美國人的眼中早就認為英國的封鎖措施是正當的。所以，並沒有過分匆忙地把這兩個制度結合在一起，而儘量假以時日由華盛頓和倫敦雙方之間在行政方面做出仔細的安排。
這些安排應該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必須繼續對歐洲一些中立國家強制實行定量配給，並繼續維持現行的全球性限額制度（每個季度，不論從哪個產地向這些中立國供應的物資，都限定在固定的數量內）；並且從經濟作戰部所積累的統計和經驗看來，此事在倫敦進行將是最適宜的。最後制定的程式是，華盛頓的經濟作戰委員會將首先考慮美國方面申請的出口許可證；有些申請者因供應方面的理由或者因為發貨人被列入禁運名單上，或是由於其他可疑原因而將遭到拒絕；其餘的則都提交倫敦經濟作戰部處理。該部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