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發了一份友好的私人電報，因他曾向我們的大使表示他對我們在近東國家最終意圖的關切。象以往在許多場合那樣，我說明了我們在那裡絕無任何野心。……我還說明了我們業已承認法國在近東的特殊地位。……不過，我也說明了我們在整個中東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我們在那裡的主要任務是保證盟國戰時交通安全，使之不受干擾和搗亂。因此，我們不能無視近東國家發生的事情。英王陛下政府過去對法國在敘利亞和黎巴嫩的權益沒有不良企圖，而今，我告訴戴高樂將軍，我也願意在法國政府與敘利亞和黎巴嫩政府之間締結條約並付諸實施的時候，就命令所有英國軍隊從敘利亞和黎巴嫩撤出。
從這一觀點出發，我談了我的意見，如果前來增援的部隊人數超過了替換人員的需要而終於引起不安或造成緊張氣氛，那將是莫大的憾事。我力陳法國在這一時刻增援部隊……會給人以法國準備在威壓下達成解決辦法的印象，從而有害於即將舉行談判的氣氛。戴高樂將軍答稱，貝內將軍……帶了開始談判的指示在回程途中，但他沒有提到法國增援部隊的問題。
這僅不過是戴高樂的最近幾次行動之一，藉以維護法國行動的獨立自主。還有幾次行動是：他拒絕艾森豪威爾要法國軍隊撤出斯圖加特的命令；他沒有得到盟國的授權就佔領了瓦爾達奧斯塔（在義大利舊邊界那邊）；以及他堅持在德國的法國佔領區要大於美、英原來建議的範圍。在這些日子裡，阿爾及利亞東部爆發的一次重大的穆斯林起義，使他更難於完全改變他在穆斯林敘利亞的“鐵腕”政策。
5月7日，一營塞內加爾軍隊在貝魯特從一艘巡洋艦下船登岸，這是由於法國人手頭沒有商船可供使用，也是因為他們拒絕了關於這些軍隊應由陸地即從亞歷山大或海法進入近東的建議。兩國政府曾在這些部隊到達之前預先接到通知，並得到保證說，他們不過是前來同另一支部隊換防而不是前來增援的。但是，法國這種行動的拙劣，又為其內閣偏偏選擇7日這天宣佈貝內將軍正帶著指示返回近東準備進行談判這一事實而更為顯著了。下一天是歐洲勝利日，貝魯特發生了一些混亂，一起持有法國三色旗的示威遊行隊伍激起了民族主義者的反示威遊行，在後者的隊伍裡，（英國）巴勒斯坦團的一營二百名阿拉伯士兵作出了未經許可的行為，遊行時帶了耶路撒冷穆夫提的畫像和（或據法國後來所稱）一面“萬”字旗。
貝內將軍於5月12日從法國回到貝魯特時，情況已很清楚，儘管英國公使繼續規勸兩國政府對法國的建議給以合理考慮，但是上一個月他們和法國人之間那種相當緩和的關係已告結束。18日，貝內向他們提出了法國政府的建議：
……有關敘利亞和法國的文化事宜，應當由一個學術協議予以規定和保證。
各項經濟協議，應由就有關事項按照國際慣例（企業協議，領事協議，商業協定等等）所訂各種協定予以規定。
至於戰略方面的需要，將包括保護法國及其海外領地之間運輸線的基地。
上述三點一經達成協議，法國政府隨時準備將特種部隊移交給這兩個國家，條件是隻要客觀情況還不許可完全實行一國指揮的時候，這些部隊仍應置於法國最高指揮部管轄之下。……只要法國本身還對盟國間的盟軍最高指揮部負責這兩個國家的安全，法國指揮部不能自行放棄指揮那些特種部隊的權力，也就是說，實際上，要到遠東戰爭結束和盟國間的總部解散為止。
貝內認為，這些建議“在精神上要比其他阿拉伯國家同英國所簽訂的任何條約寬大得多”；但是兩國政府在19日通知他，由於建議的性質，也由於他們覺得正在受到的壓力，他們將不再繼續進行談判。事實上，另一支法國軍隊，不顧英國的意見，已在5月17日到達貝魯特。英國的意見，用丘吉爾的話來說，毫不誇大，可以稱之為“懇求”：貝內對於這些意見卻反唇相譏，指責英國最近把一師軍隊開進了近東。
隨後發生的事件經過，丘吉爾向下院敘述如下：
國內局勢變得很緊張。大馬士革、貝魯特和的黎波里這些城市的商場和店鋪都於5月19日關門停業，大馬士革舉行了示威遊行，發生了從法國醫院廣場上射擊的事件。約有十二人受傷，但無死亡。第二天，5月20日，阿勒頗發生了嚴重暴動。死了三名法國兵，傷了一些人。法國裝甲車開到城裡，大肆掃射之後趕走了街上的人。據估計，平民至少有十人死亡，三十人受傷。敘利亞的所有主要城市的商場都停業數天，在阿勒頗，敘利亞憲兵和法國軍隊雙方都在市內巡邏。在黎巴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