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的權利，宣稱要在他們祖先的土地上實現完全獨立，這是1943年2月《阿爾及爾市代表宣言》的目標。那些以前無保留地站在我們一邊的土著已經改變態度。他們不敢再對我們表示同情，怕遭到他們的教友摒棄，做犧牲品。
不安全現象到處有增無已。傳稱財產受到襲擊，供應村莊用水的管道被破壞，孤立的法國人的生命遭到公開威脅。在城鎮裡，儘管官方禁止遊行，街上的示威者公開高呼：阿爾及利亞是阿拉伯人的。……
所有這些事實，是令人不安的跡象，有可能明天就會大規模地發生危害孤居在阿爾及利亞農村的法國人生命的事件，因為在農村裡私販軍火的勾當幾乎已經公開地進行了三年之久了。當我們考慮到阿爾及利亞現在正處在多年未有的大饑荒的前夕，而這種形勢可能引起一次突然而普遍的戲劇性事件，其災難性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看來很清楚，即使對那些最不關心的人來說，迫在眉睫的禍患決不是光說幾句要謹慎小心或者呼籲人們控制情感的話，就會被驅走，只有採取具有嚴厲警告作用的措施才有可能避免有害於公共秩序和法國尊嚴的突然襲擊。……
簽名人……以選舉他們為君士坦丁省參議員的人們的名義迫切要求你作我們的代言人，籲請政府當局立即採取示威性措施。這些措施無須是挑釁性的，但只有採取這些措施才能在地中海以南的一些法屬領地恢復秩序和信心。
這些措施是在這個國家的當局被授予的職權範圍之內的。農村代表們認為即使由於那些喪失了現實感同時也喪失了感謝之心的鼓動者們所作誇大宣傳，目前的形勢已經危險地惡化，但當機立斷地確定十分明確的措施還是可以達到期望的目的的。
實際上，早在4月初，法國當局已經對尚在軟禁之中的馬薩利·哈吉同法哈特·阿巴斯和“烏拉馬”的代表們保持接觸感到擔心，因此把他放逐到赤道非洲去，並逮捕了他的一些主要的擁護者。民族主義者對外公開了這件事，隨後在“五一”節的示威遊行顯然是要求把他開釋，雖然在塞蒂夫，有五千個穆斯林遊行時沒有受到警察的襲擊或干涉。在“宣言之友”地方組織的倡議下，塞蒂夫的穆斯林決定不參加5月8日歐洲勝利日那天下午官方安排的慶祝會，而自行在當天早晨組織遊行。地方副長官准許了這次遊行，條件是參加者不得使用民族主義的旗幟和標語。可是在集合起來的六千至八千人的穆斯林遊行隊伍中，以童子軍為前導，抬著巨大的同盟國和阿拉伯旗幟而嘲弄地舉著一面九英寸見方的法國旗。他們還掮著巨大的橫幅，上面寫著“阿爾及利亞是我們的”、“釋放馬薩利”，等等。示威者中有許多人還帶著木棍和軍刀。當遊行隊伍經過市中心時，警察局長為了執行命令要奪取那些煽動性的橫幅，擠進了遊行隊伍的前列。
據內政部長說，那時是誰開的第一槍，後來無法證明：有人說是警察，也有人說是示威者開槍後警察還擊。總之，接著是一場混戰。警察和憲兵迫使示威者退至市場。但示威者在那裡又立即如潮水般地湧回城裡，高呼“聖戰！”其中一些更為大膽的人在街上奔跑時，見到歐洲人就刀刺棍打：據官方發表的數字，那天早晨在塞蒂夫有二十二個法國人斃命。當天下午在塞蒂夫以東一百二十英里的格勒馬，民族主義示威者和警察之間也發生了一場較小的衝突。在這次衝突中，示威者死一人，傷六人，警察傷五人。這些事件發生後，據說幾乎全是“宣言之友”地方組織的通訊員分頭騎馬、步行或乘出租汽車去四周村落傳佈有關塞蒂夫和格勒馬出事的訊息，甚至宣稱在阿爾及爾已經成立了阿拉伯政府。這就引起了群眾對市政廳、郵局、稅務局和警察局等法國地方行政機構進行系統的襲擊。歐洲人遭到襲擊、殺害、強姦，他們的住房被洗劫，有時被縱火焚燬。一群群土著從遠處的營地和群山中蜂擁而來。他們在開始劫掠前有時還設定路障，並割斷電話線。受波及的地區的一百萬穆斯林中，據信有五萬人參加了動亂。據官方最後估計，歐洲人死一百零三人，重傷約五百人。從較小的居民點或孤立的農場到較大的中心來避難的歐洲人對這次動亂的範圍有時言過其實，給人以誇大的印象。這些歐洲人由當局加以組織，參加臨時民兵，協助警察和憲兵恢復地方秩序，但內政部長後來“並不排除發生非法執行死刑、個人或集體報復等的可能性”。在警察和憲兵的力量顯然不足以恢復秩序的布日伊、塞蒂夫、格勒馬和波尼等郡，行政長官受命把職權移交給當地部隊司令官。後經官方宣佈，那時動用了陸軍一萬名，轟炸了四十四個土著居民村，三艘巡洋艦炮擊了沿海山區，以阻止土著起來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