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希望並要求早日找到方法使阿爾及利亞猶太人恢復法國公民身分。你當然知道，這不再是取決於吉羅將軍一個人的事情。根據我們所得的情報，這個問題目下正由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審慎研究中。你可以確信，我們對於這件事所抱的希望，法國主管當局是完全理解的。
10月21日，該委員會在吉羅將軍出外巡迴視察時決定，“克雷米厄法令”在法律上仍屬有效，吉羅廢除這一法令是有具體條件的，但這些條件後來未曾頒佈。
就美國陸軍對穆斯林居民的態度而言，《紐約時報》軍事記者的意見可以說是頗具特色的：
北非的阿拉伯問題被過分強調了。阿拉伯人生活在一個封建社會里，就同他們一千年以前的情況很相似。他們意志消沉，疾病叢生，赤貧如洗，委靡不振。雖然許多北非的阿拉伯人對我方的宣傳無動於衷，軸心國的宣傳也沒有能把他們擰成一股統一的力量。
另一方面，從羅斯福和（他派往北非的使節）羅伯特·墨菲以下的一些美國政界人士都沒有忘記民族自決的理想，它起源於《獨立宣言》，透過威爾遜在1918年所提出的“十四點”，產生了《大西洋憲章》和“四大自由”，而總統自己也率先想象戰爭結束後在法屬北非的土地上將會出現（由美國給以技術援助）幸福的自治。美國公使羅伯特·墨菲“輕率表態”，美國宣傳機構則廣泛散發阿拉伯文傳單，其中刊有《大西洋憲章》全文和對自由有挑動性的訊息，這就更不能不促使民族主義者認為他們的解放就在眼前了。然而，在北非戰役時已經無可奈何地開始使自己適應充當大西洋彼岸那個民主國家的小夥伴這一新角色的英國人，則要沉默得多，因為1904年英法締結協約後的一個時期，雙方的官方相互尊重、相互容忍對方的殖民政策。英國的報界，尤其是《泰晤士報》，對於北非民族主義的活動也一向持審慎態度。
第四節 自由法國與突尼西亞
同盟國部隊在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登陸後不到一星期，達爾朗的文告結束了維希部隊的抵抗。根據美國報道，從那時起，“除偶發事件外，穆斯林居民對同盟國部隊始終是友好和忠誠的”。“在整個突尼西亞戰役中，在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軍事運輸系統，從未在任何環節上察覺到可以直接歸咎於破壞行為的重大差錯。”相反，在突尼西亞，軸心國的迅速到達使同盟國部隊佔領這個地區推遲了六個月，因此情況遠較複雜。軸心國的軍政府成立後，立即對猶太居民處以二千萬法郎的罰款，並從這項罰款中撥款補助“在同盟國空襲中遭受損失”的人，特別是穆斯林。穆斯林律師和工程師，包括一個著名的民族主義者馬哈茂德·馬提裡博士在內，被委任為各專門委員會委員，指導當地與戰事直接有關的各部門。軸心國當局釋放了被拘禁在馬賽的新憲政黨的幾個領導人，並在羅馬對他們進行訓教後於1943年3月初遣返突尼西亞。幾乎與此同時，義大利指揮官迫使埃斯特瓦總督停止付給法國官員超過同級土著官員薪給的補助津貼，後者對這種做法早就心存不滿。由於這般奉承討好和穆斯林居民長期以來對法國人的厭惡，穆斯林終於倒向德國人而對同盟國的事業並不熱心。他們之中有的人為這一方或那一方收買，充當間諜和特務，有的甚至腳踏兩頭船。
吉羅於5月12日首次訪問了“被解放”的突尼西亞並會見了貝伊的土著行政官員。在場的賈德魯記載了當時冷冷清清的情景：
這真是一個死氣沉沉的儀式，參加儀式的人曾經馴良地為埃斯特瓦效力，看來他們只是由於一種行政上的自動作用從一個主子轉到另一個主子罷了。人們原來希望在他們的臉上會發現一種出於愛國而歡樂的反映。
阿爾及利亞電臺於15日廣播了一份官方公報：
在就地調查了突尼西亞解放後的情況後，吉羅將軍認為，在目前情況下，繼續維持貝伊殿下的王位不利於這個國家在攝政時期的國內外安全，而法國作為保護它的國家，決心確保這種安全。因此，總司令決定廢黜殿下。
對被廢黜的貝伊穆罕默德·蒙西夫提出的罪狀是：他沒有積極地響應羅斯福在同盟國部隊登陸時寫給他的私人信，信中要求他協同驅逐軸心國部隊；相反，他在軸心國部隊抵達突尼西亞時表示歡迎，在諸如先知誕辰等法定節日接見軸心國高階代表並對好幾個軸心國軍官授勳；他積極鼓勵其臣民志願參加軍事兵工隊幫助軸心國家，並遣送數以千計的勞工去德國；他的侍從中有許多義大利人；他自己還充當反法的憲政黨的領導人，等等。
但是，蒙西夫及其擁護者對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