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允許不顧一切地發展地方工業，英國政府可能有必要進行干預。某些工業的發展可能會對英埃合作提供有利的活動範圍，因而不應把股份的持有侷限於埃及人，或限制外國股份，象米斯爾公司集團那樣。現在有人擔憂埃及政府可能會限制英國資本和股息的流出，有效地打消這種擔憂也是非常重要的。《埃及公報》對這篇報告評論說，過去民族主義的口號曾“多年來被巧妙地用作贏得選票的方針”，現在是埃及人放棄這個口號而更多地注意迫切需要的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時候了。阿卜德·哈米德·巴達維對這份不合時宜的拙劣的報告給以莊嚴的答覆。他是埃及傑出的法律學家、外交家和金融家，曾在商訂1936年條約和蒙特勒公約的談判中起過重要作用，1941年曾出任侯賽因·西里的財政大臣，不久，在3月7日即成為外交大臣。他在亞歷山大扶輪社演說時評論說，埃及在立法和施政方面都不是絕無錯誤的，可是有些外國人卻患有他所說的“治外法權病態心理”。如果他們要得到埃及人和他們之間令人滿意的合作，他們必須意識到時代已經變了。
雅爾塔會議後，羅斯福和丘吉爾在歸國途中，於1945年2月16日至18日同埃及國王、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衣索比亞皇帝和敘利亞總統舉行了會議。當時在埃及，人們開始瞭解到在雅爾塔已根據蘇聯的要求作出決定，只允許已向德國宣戰的國家參加和平會議。《金字塔報》2月20日在宣佈這項訊息時評論說，當局是樂觀的，認為埃及即將採取步驟，使它能促成其民族願望。然而，華夫脫黨的報紙卻極力反對“不經全體人民的同意”（即不舉行一次新的大選）而宣戰。2月24日，首相通知正在開秘密會議的眾議院，政府打算向軸心國宣戰，因為英國外交大臣和英國大使已在2月16日通知他，只有在3月1日以前向軸心國宣戰的國家才有資格參加將於4月25日舉行的舊金山會議，併成為聯合國組織的發起國。首相與政界領袖們進行了廣泛的磋商之後，發現“幾乎一致同意”宣戰。他指出，這樣，埃及將能取得比英國在1942年所允諾的更好的國際地位，他還宣稱，英國大使已對正在流傳的要求埃及作出“進一步犧牲”，諸如為遠東提供勞動隊等，進行闢謠。艾哈邁德·馬希爾在離開眾議院，準備前往參議院作同樣的宣告時，遭到槍殺。《埃及金融市場報》3月1日對遲遲不發表已故首相的宣告和眾議院秘密開會一事表示遺憾，這很可能是在暗示，正是由於他不夠坦率而導致了他的死於非命；然而很明顯，公眾輿論擔心如果宣戰的話，可能會要埃及承擔新的不愉快的義務；首相唯恐華夫脫黨利用它的巨大影響在開羅組織大規模的反對他的示威。這時，外交大臣薩德黨副主席馬哈茂德·法赫米·努克拉希已當了首相；2月26日，眾議院一致透過了採納政府政策的提案（除兩名持不同意見的民族主義黨人外）。由於華夫脫黨抵制大選，因此在眾議院沒有代表，可是在參議院表決這項提案時。僅以六十五票對十四票獲得透過。當晚國王簽署敕令，宣佈對德日進行“防禦性戰爭”。
1945年4月10日《泰晤士報》的一篇社論由於下面一段話而引起了埃及輿論界的憤慨：
＇中東補給中心＇應擴充到把俄國和法國的代表也包括進去，使之能在聯合國可能為經濟計劃而設立的另外一些地區性組織中取得地位。在政治領域裡創立一個代表這四大國的地區委員會，其理由也同樣地明顯；因為不管英國承擔的責任多麼重大，它總不能單獨擔負起維護國際安全的重任，也不能獨自解決與其他大國同樣有利害關係的問題；其中包括使維護國際秩序必需的戰略安全措施同中東國家的獨立和自尊協調起來的任務；還包括在這一地區有能力為世界安全履行自己的責任以前，為加強該地區的力量和團結而提供領導和援助；也包括解決西方國家之間傳統性的競爭，使它們為目前情況所需的中東發展進行合作。
對此，埃及的傑出政治哲學家塔哈·侯賽因教授回答說，阿拉伯各國無意拋棄一國的保護而去接受四國的保護。阿拉伯各國不但希望擺脫任何受人統治的狀態，而且還熱切期望能在集體安全事務中發揮自己的作用，並能參與對戰略中心的保護。它們不能接受經濟控制的主張，但渴望能得到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合作。如果英國人以及其他歐洲人和美國人以為他們能對阿拉伯國家使用這種過時的語言，他們是大錯而特錯了。在舊金山會議上討論聯合國憲章草案時，埃及代表團認為，“區域性安排”的涵義中，主要因素應為“地理上的接近”（或者根據他們的發言人後來所說的“地理上貼近”）以及共同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