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而不赤裸裸地訴諸武力，他準備做到公正的最大限度，甚至還可能有所超越，以表示他力圖滿足他們的要求的誠意。然而侵略者和西歐國家之間在國聯範圍之外舉行圓桌談判，就事論事，雖則顯然有其價值，但這並沒有接觸到問題的實質；因為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危險是不能透過給歐洲政治家們的一次會議貼上個非日內瓦的標籤，便能煙消雲散的。英法在會議桌上將與之對抗的仍然是同一幫咄咄逼人的敵手，在沒有希望獲得美國支援的情況下，無論如何是打不出幾張硬牌的。
國聯已告失敗的原因是，沒有足夠的武力來作為實施盟約的後盾；即或有之，也沒有足夠的決心去使用它。鐵一般的事實證明，用經營銀行業的原則來實施集體安全制度是行不通的。在銀行業務中，負債超過資產可以有一個安全的差額，那是正常的，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可以預計債權人不會都在同時提出償付要求。國聯之所以不起作用，是因為沒有人把它的義務全部承擔起來；如果說，由於張伯倫的遠見卓識，才看出了國聯存在這個弱點，那末，他就更沒有理由閉眼不看同樣的原則必然更加要支配一場沒有掩飾的實力政治遊戲這一事實。前日內瓦時代耍舊外交的人從不允許他們自己——或彼此——忘記（把克勞塞維茨的名言倒過來說）“外交是另一種方式的戰爭行為”，他們進行會談時心中總是明白，作為最後一著，決定的因素不是公正或道理，甚至也不是和平的從業人員要做成一筆交易的共同願望，而是軍備——其中最強有力的（至少在發明原子彈以前）是強國槍炮的結盟。
對張伯倫政策的中肯的批評不是他為現實政治而犧牲了他人的理想，而是他為他自己的理想而犧牲了現實政治。儘管到1939年3月15日為止，張伯倫政策的反對者可能還未能證實他們的看法，即希特勒的目的是不折不扣地企圖統治全世界，但在張伯倫方面，也同樣不能證明他本人的相反信念，即希特勒只抱著有限的目的，可以透過和平協商予以滿足，而又不會對第三方面公然招致不公正（希特勒可能對英國本身抱有居心叵測的陰謀，首相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也許根本就見不及此，看來他1939年3月17日講話的某幾段已表明了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在一個有氣派的國家裡，一位前日內瓦時代的政治家也會認為他有責任接受在軍事實力方面進行競賽的挑戰，而這種挑戰是在兩大戰之間的時期裡，這三個侵略國家長期來一直在向它們的愛好和平的對手提出的。但是張伯倫不敢面對這樣一個可怕的事實：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國際角逐場上，是不能用止痛的方式去應付競賽的。他把腦袋埋進沙子裡，遲遲不在自己方面重整軍備，而讓希特勒在沒有遭到任何反對的情況下攻佔一個又一個陣地——時而奧地利，時而蘇臺德區——這些也許不過是本該屬於德國的合法土地，但也很可能同樣是對征服歐洲和世界的一次進軍的決定性戰略要地。
事實表明，張伯倫雖未失去一位理想主義者的榮譽，但作為一位現實政治家則是站不住腳的，在這樣的事情發生以後，他的擁護者卻仍然企圖（也許有欠明智）為他的現實政治家資格辯護，說是他的政策為英國贏得了足以重整軍備所需要的時間，從而避免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來時被擊敗。但事實上似乎並未贏得時間，因為英國的重整軍備姍姍來遲，當它終於以涓涓細流開始的時候，德國重整軍備的洪流已經滾滾而來，從未稍有節制，以便讓英國的小溪慢慢漲滿，從而縮小兩者間的懸殊差距。總之，如果這便是張伯倫政策的主要動機，那他就該受到嚴厲譴責，因為他沒有向他的國人發出家已處在危急之中的警告，沒有在聯合王國國內政治中把重整軍備作為一個信任問題提出來，沒有在希特勒玩火的早期尚易撲滅的時候及時制止他，尤其是張伯倫不願意——直到1940年6月以法國戰敗而告終的“假戰爭”結束時他還不願意——“全力以赴”地進行軍備競賽。希特勒在幕尼黑以後對英國有節制地開始重整軍備所顯示的憤怒之情，已溢於言表，這說明了英國如果在早些時候以重新武裝反擊德國的重新武裝，就有可能在1939年3月以前的某個時候激起希特勒摘下他的假面具。其時，希特勒雖已毫無阻攔地接連佔領了若干戰略據點，但還不曾據有象他後來佔領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那種支配地位。如果有人回答說，希特勒就會在那時那地立即以進攻英國作為報復，那末對這種回答的反駁是：力量對比在許多階段仍然有利於西歐國家一方，但不可能有任何階段英國會發現自己在同納粹德國作戰中處於較之1940年更不利的地位。
然而，對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