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向未覺察——的一種本能的適應行動。雖然德國的軍事佔領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它的把斯洛伐克變成一個“保護國”，以及匈牙利的征服盧西尼亞，這一切到3月16日傍晚實際上都已完成了；但當時沒有人能有把握地說，入侵軍隊現在總算是達到了他們的盡頭，或者可以準確地估計這些事件對於歐洲的其餘部分有什麼含意。也不僅僅是在巴黎和倫敦，在華沙和布加勒斯特，那裡的政府和人民都在問“下次是哪個？”和“還有多久？”。德國人也在考慮這些問題，許多人深懷憂慮，而希特勒本人也還沒有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這樣，歇了不過三天之後，一股新的緊張浪潮又形成，漸漸增加力量，到3月24日就爆發了。這月18日，西方民主國家在已經緩過氣來並對形勢作了估計之後，在同一時間內既提出了敷衍塞責的抗議（對此，希特勒早已料到並決定置之腦後），又拿出了它們第一個嘗試性的“包圍”德國計劃（這卻是希特勒沒有預料到的而且也不能相應不理）。它們集中注意力於羅馬尼亞，認為下一步它最有可能成為希特勒的犧牲品，然而結果卻證明它們是錯了。在接近月底時，它們將要找出第二條線索來。在此期間，頭幾發炮彈已在那一場“包圍”對“反包圍”戰爭中打響，直到大戰爆發為止，雙方所有的一切外交力量在這場交戰中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大顯其身手。
據外國訪問者報告說，柏林在聽到捷克斯洛伐克解體的訊息時，人們都迷惑不解並且顯然缺乏熱情：他們似乎被事態的迅速變化弄得不知所措，希特勒的公開拋棄種族原則沒有能逃脫人們的評論，有些人懷疑他的違反誓言已經達到怎樣的地步。反希特勒政權的陰謀者組成的小而分散的集團也到處遭到挫敗，他們的希望和計劃破滅了，他們以一種更為憤慨和驚惶失措的心情談論希特勒的最近一次不流血的勝利。他們中有一人在日記中寫道：“這是無恥傲慢，逾越一切範圍、一切禮儀的第一個例子”。在政府的最高階官員中有些人認為，這最後一次大成功與以前各次性質有所不同，它標誌著在走向戰爭和最後失敗的道路上的一個轉折點，並不因沒有對手就不註定要失敗。還有些人，象外交部的國務秘書，則準備秘密地斷言（他們不敢公開說），隨著捷克事件的發生，沒落已經來臨。對比之下，積極的黨員們除對德國戰略地位的加強感到勝利和滿意之外，還對德國未來開拓的方向紛紛進行熱烈的猜測。弗蘭科尼亞的地方長官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在3月15日紐倫堡的一次示威遊行中預言：“這僅僅是個開始，更大的事件將會接踵而來；民主國家可以跳起來，愛怎麼抗議就怎麼抗議，它們最終是要投降的。”
可是，開始時候報紙上很少探討這種可能性，它們只表示普遍承認這一既成事實是應當的——的確也是無可避免的——並且過早高興他說，“甚至連一個正式抗議都沒有”。魏茨澤克和在國內或國外關鍵性外交崗位上的一小批外交部同事，則很難也抱有這樣的樂觀看法。他們（這時，從15日到19日晚，希特勒和裡賓特洛甫都不在柏林，先是在布拉格然後去維也納）不得不去面對這一政策可能產生的任何反響，而這項政策卻又不是他們擬訂出來的，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甚至也沒有預先得到關於這項政策的警告，他們知道在道義上也是難以為它作辯護的。然而，甚至連他們也好象滿有把握地覺得不會發生有份量的反應。這樣，魏茨澤克在15日打電話給阿託利科時就著重地指出，“在我看來，英國人或法國人都不會立即進行任何形式的干預”。在倫敦的迪克森同一天報告說：“人們認為要採取一項有力的或有效的反擊行動是難以辦到的，特別是因為法國人已經明白表示不贊成。我從權威方面聽說，……博內今天告訴……菲普斯說，一個人只能要麼全做要麼全不做。法國已決定採取後者。”倫敦和巴黎的初步反應確實是溫和的。遲至17日晚，魏茨澤克已得知的驚人訊息也只不過是：英國貿易大臣奧利弗·斯坦利和海外貿易大臣R·S·赫德森推遲了即將進行的訪問柏林，那時正在柏林的法國經濟代表團團長阿爾芳突然於16日離去，亨德森於17日奉召回倫敦述職——而如果，象魏茨澤克所記錄的那樣，英國大使那天向他告別時確實曾向他探詢“他可以轉送給張伯倫用來回擊後者的政敵的那些論據”，那麼，甚至這最後一個辦法一定也已失去了它的一些尖銳利刺。
直到此時外交部同樣沒有理由預料中歐或東南歐會有任何難以對付的發展。確實，匈牙利已經有一些小規模的、沒有條約根據的侵佔斯洛伐克領土的行動，但暫時控制住了，有意不使斯洛伐克…盧西尼亞邊界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