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隻能在德國與波蘭就但澤割讓給德國的問題舉行直接談判這種情況下才辦得到。洛雷因概括這次會見中墨索里尼的意見是：“（1）和平解決能夠實現和戰爭得以避免的唯一基礎，是波蘭預設但澤併入德國，（2）如果英國為但澤問題而站在波蘭一邊戰鬥，義大利將站在德國一邊戰鬥”。
墨索里尼的這一令人沮喪的回答使洛雷因覺得，英國政府除了保持一種“無聲威脅”直到武裝力量的平衡明顯地轉向對軸心國不利時為止，就再也沒有什麼事情好做了。在7月底，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決定不採納兩週前澳大利亞和南非的高階專員向他們提出的建議，即可以請墨索里尼出面倡議在但澤再維持現狀一段時間以待緩和的實現。英國大臣們覺得，如果墨索里尼“要避免戰爭，毫無疑問他會盡一切力量來對希特勒元首做工作的。由我們自己來對他作進一步的直接接近，將冒被錯看成為軟弱的巨大危險，此時的一項要務看來就是要使獨裁者們牢牢記住這個國家是說話算數的。”不過，在以後幾周內，國際局勢迅速地變得更加具有威脅性。在但澤進行的“照會戰”，德國軍事準備的增加，對波蘭人迫害日耳曼少數民族的譴責，英法兩國與俄國的會談遇到困難，德俄兩國即將建立友好關係的種種跡象——所有這一切發展合在一起，使英國的領導人覺得，他們必須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不管是多麼小，來避免戰爭的發生。到8月的第三週，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義大利不願意而且也沒有準備好去追隨希特勒走那條他似乎已選定的道路，這就使得對墨索里尼再作一次接近完全有了理由。
齊亞諾8月11日在薩爾茨堡會見了裡賓特洛甫，12日又在貝希特斯加登見到了希特勒。齊亞諾事實上是帶著墨索里尼的這樣一些指示去見他們的：他應當“坦率地通知德國人，我們必須避免與波蘭發生衝突，因為那將不可能使衝突區域性化，而一場大戰對每一個人都將是災難”。說這就是墨索里尼的態度的訊息，不久就傳到了倫敦的外交部。齊亞諾沒有能完成他的緩和局勢的使命；他懷著一種對於希特勒態度的僵硬和沒有能約束他不去奪取但澤和向華沙進軍感到驚恐的心情回到了羅馬。最近對洛雷因採取了一種更加友好的對待方式的齊亞諾，8月17日告訴他說，但澤問題“需要一個馬上的和決定性的解決辦法”，和“局勢已非常嚴重”；他答應隨時同洛雷因保持接觸，如果他在任何時刻覺得英意磋商將有助於保持和平，他就會去請洛雷因過來。幾天前，亨德森在柏林已經把義大利大使阿託利科向他提出的一個問題轉給了外交部，義大利大使那時正要到羅馬去。這個問題就是，張伯倫是否願意“與墨索里尼先生協同一致有所行動，如果後者提出這樣的建議的話”。在8月18日把這個資訊轉告給洛雷因時，外交部指示他等待來自義大利方面的接近，但應“轉達這樣的印象，即陛下政府十分重視英意合作，如果這種合作能夠實現的話”。不過，在其後的二十四小時內，哈利法克斯決定不要把主動權讓給義大利人。8月19日在考慮由張伯倫寫給希特勒一封私人信。哈利法克斯則認為，“為了鼓勵墨索里尼不要放棄他的約束（德國）的努力”，應該同時在羅馬也作出“某種努力”。因此，他給洛雷因發了一封電報，要他立即轉交墨索里尼。電報再一次強調，德國如企圖把一項單方面的解決辦法強加給波蘭，結果必將導致一場英意兩國處於互相敵對方面的戰爭。一項“透過德國和波蘭在平等的條件下自由談判而達成的一致同意的解決辦法”，在目前的緊張局勢下顯然是難以辦到的，“最重要的事”是“應該有時間來改善氣氛”。英國政府懷疑，召開一次會議是否是處理這種局勢的最好辦法，但是如果建議召開一次會議，波蘭就必須以平等的地位參加（換句話說，不能有第二個“慕尼黑”）。這一電報因此並不包含任何具體行動的建議，它只不過是為了使墨索里尼瞭解英國政府的觀點，如果他認為“坦率地交換”意見是有益的話。
這一電報是在8月20日午後不久交給義大利外交部副部長以便轉交墨索里尼的。8月19日和20日，反對義大利參加德國侵略戰爭的勢力，明顯地愈來愈強烈了。墨索里尼對這種局勢的反應，有如他對洛雷因的檔案的答覆所表明的，是必須叫波蘭人讓步。他建議英國政府“給予波蘭政府以不要魯莽從事的忠告，特別是應強烈要求他們立即與德國政府重新建立直接的接觸”。不過，直到8月22日才把這個回答通知洛雷因。在那一天，齊亞諾（20日他不在羅馬）告訴洛雷因說，這就是墨索里尼建議的路線，但是他又補充說，墨索里尼打算等裡賓特洛甫從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