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期將延長到它的正常期限之後，以避免一次競選運動所帶來的混亂；在他向議會發表的講話中，他強調了歐洲局勢的威脅性，並向希特勒發出一個明白無誤的警告：不要低估了法國準備去面對危險的決心。29日，哈利法克斯在查塔姆大廈發表了一篇關於外交政策的重要講話，他提到英國政策所依據的“雙重目的的基礎”，但是以英國已充分決定用暴力來對付暴力的調子結束講話：
如果我們一旦發現，別人的意向同我們自己的完全一樣，而且我們全都真正希望和平解決，因而能夠使我們感到滿意——那麼，我要在這裡明確他說，我們是能夠討論今天正在引起世界憂慮的那些問題的。……但是這不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情況。軍事力量的威脅正在劫持世界、勒索贖金，我們最緊迫的任務就是……抵抗侵略。今晚我要以我的全部力量來強調這一點，使得沒有一個人能夠誤解它。
達拉第和哈利法克斯在6月底發出的堅決語調，可以用來自德國、波蘭和但澤的令人驚恐的訊息來說明其原因。這些訊息使得法國和英國政府在以後的兩週中斷然宣佈，它們認為但澤是波蘭的“切身利益”所在，在這個自由市造成一樁既成事實，即使是用非暴力手段，也將使法國和英國的保證立即生效。
我們已經看到，直到6月底為止，英國的政治家們在他們的公開言論中一直在強調，他們準備與德國達成諒解，如果適當的政治條件能夠建立的話。在6月這一個月內，他們還透過秘密的官方和非官方渠道小心地探索，是否有可能透過戈林的干預來促成一次談判，以便總的解決一切懸而未決的問題。例如，張伯倫的主要官方顧問霍勒斯·威爾遜爵士就曾同德國的四年計劃專管委員、因此與戈林有密切接觸的沃爾塔特討論過英德兩國會談的設想，後者定期性地經常訪問倫敦，於6月初又來過一次。威爾遜竭力爭辯說，英國的重整軍備和給予保證的政策，完全是由於德國“常常認為給它的鄰國製造麻煩是合適的”這個事實，他並且明白表示，建議舉行會談的倡議因此必須來自德國方面。
差不多與此同時，從另一來源的一項報告到達英國政府，報告說，戈林相信德國和英國之間的一場戰爭將是災難性的，他急切希望能促進一種友好的關係。戈林是在5月25日向一位瑞典熟人阿克塞爾·文內爾…格倫說這番話的，並向他談到舉行英德會談來討論德波爭端、殖民地問題、商務發展和甚至裁軍問題的可取之處。文內爾…格倫帶著瑞典王儲的一封介紹信於6月初去倫敦，並於6月6日把戈林告訴他的向張伯倫作了彙報。張伯倫（根據他自己的關於會談的筆記）直率地排斥了在目前的氣氛下談判殖民地問題的可能性，並表示懷疑，希特勒（舉行會議的任何邀請必定要來自他，而不是來自戈林）是否能足夠地消除他所造成的危害，來使信任重新恢復，沒有這種信任，會談就不可能舉行。不過，他並沒有使文內爾…格倫對進行試探失去信心，他的確建議這位瑞典人去把他（張伯倫）所說過時話坦率地告訴戈林。
文內爾…格倫在6月的第二週又見到了戈林並告訴他說，象他後來向倫敦彙報的那樣，“等佔領捷克斯洛伐過去較長時間以後，——或是在任何時候，只要德國能夠以一種強烈的和令人信服的方式來證明它想達成一項諒解的願望和真正的意志”，張伯倫就會“高興地同意就所有重大問題進行一次交換意見”。文內爾…格倫繼續與戈林保持聯絡幾個星期，並把他自己擬的一份“和平計劃”交給戈林。他把這些聯絡情況不時向倫敦彙報，在7月初他對戈林能使德國的政策實現必要的改變這一點仍抱有希望。然而，7月19日他寫信給張伯倫說，戈林不得不慢慢地進行，因為“反對任何諒解的另一集團”非常活躍，它對希特勒有極大的影響。
與此同時，第二位瑞典公民、工業家比爾伊爾·達勒魯斯（他是戈林的一個私人朋友，在英國的工商界也有很多熟人），也想利用戈林的這一明顯的可以接近的特點來再作一次嘗試。達勒魯斯在6月底訪問了若干英國城市，他“到處都發現有著一種絕對的決心，即英國人再也不會容忍德國的另一次侵略行動”。這個印象，7月2日當他在倫敦憲法俱樂部見到幾個英國朋友時也得到了證實。在這次會晤中大家一致認為，如果達勒魯斯能把他在英國觀察得到的結果轉告戈林，那也許會有很大的價值；他應該特別著重指出，英國輿論的堅決性和攻擊但澤肯定會引起戰爭，而英國由於它對波蘭的義務，將自動地捲入這場戰爭。大家還同意，達勒魯斯應強調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們的信念，即英國的力量實際上比公開宣告所顯示的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