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府。他們對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拒絕下令禁止在其地區內使用法幣，和除非存入不能兌換中國法幣的特別賬戶，否則外國銀行拒絕接受聯合儲備銀行券這兩件事，也大為惱火。
到了1938年12月，根據日本軍事當局的命令，大部分日本僑民和商號己從英租界和法租界遷走。隨著他們的撤離，在英租界和法租界四周通往中國地區的各出入口都築起了路障。表面上這樣做據說是為了偵查恐怖分子，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對待外國人，也要求他們出示護照；即使是這樣做了，也還可能遭到留難。運往租界的食品也被攔截下來了。英國向東京提出抗議，得到的回答是，租界當局在對待恐怖主義問題上的行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和使人感到遺憾的”。日本人還企圖使義大利政府放棄其天津租界，但羅馬方面並不準備走得那樣遠。
1939年1月底，天津日軍司令官本間中將到任。本間以前曾任日本駐倫敦武官；他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並被認為是英國的一個朋友和一個反對日本同軸心國結盟的人。他到達後接著就拆除了路障；他在會見英國領事館當局時也是謙遜有禮而且友好的。但在反對恐怖分子活動方面，他堅決要求更有效的合作，而他的一些部下——或許是名義上的——則顯然已準備強制這樣執行。日本人在英租界和法租界周圍架起了電網，並著手修建一座跨河橋樑，把日租界同意租界連線起來。這樣，他們就可以關閉原有的萬國橋，而又不至於把他們自己封鎖起來。領事館的詢問和抗議都沒有迴音，於是，英國和法國駐東京大使再提出抗議。3月11日，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宣稱，這種措施的目的是為了防止租界裡的抗日分子同外面的人接頭聯絡。他還說，在這個目標方面的租界當局的真誠合作，將使這些障礙物的設定沒有必要。一名軍方代表柴山少將要求撤換工部局巡捕房中“不受歡迎的分子”，在那裡任用日本人，並交出所有的嫌疑犯。日本人還開始在外國人身上搜查中國鈔票（法幣）並將其沒收；這又成了引起新的抗議的原因。由於羅伯特·克雷吉爵士的建議，英國駐東京武官皮戈特少將在4月初訪問了天津和北平，他同本間將軍和華北日軍司令官杉山將軍原先的關係都不錯。看來他的訪問似乎有可能緩和一下緊張關係。4月8日，英國總領事E·G·賈米森同本間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友好會談，本間說，他只要求把從事反日政治活動的人驅逐出英租界。但隨後就發生了造成危機的那起事件。
直到1939年4月為止，在英租界範圍內沒有發生過反日政治暗殺事件，雖然在毗鄰的法租界發生過兩起這樣的案件。政治罪行和其他形式的不法行為，在“特區”，即日本軍隊所控制的前德租界和俄租界內曾不斷髮生：一起特別惡劣的案件是天津英國商會會長H·F·戴奧特在1939年3月17日被武裝匪徒綁架，一直到4月3日才得到釋放。日本人不準中國巡捕攜帶槍枝，這也助長了法律和秩序的破壞。
然後在4月9日，聯合儲備銀行天津分行經理，新任海關監督陳連熙（譯音）在英租界大光明大戲院被一名中國人暗殺。兇手還殺死了一名瑞士人，另有一名俄國人因想抓住他也受了重傷。英國總領事立即要求日本總領事派日本憲兵帶領英國工部局巡捕到日本人認為恐怖分子躲藏的地方去。他還說，暗殺陳的真正凶手和任何同謀犯（如果抓到的話）將移交給事實上的當局。其他恐怖分子嫌疑犯可以由日本憲兵或英國工部局巡捕加以審問，但在接到英國外交部的指示以前，只能予以拘留。
根據已公佈的英國總領事的電報和其中提到的一些未公佈的電報的內容來看，以後的事情大概是這樣的：進行了聯合突擊搜查並捕獲了幾個人。在被捕者中間有四個人被日本人指控是謀殺陳的同犯；另外兩人沒有被控告同此案有關，但也是同一幫的人，並發現他們藏帶有炸彈。所有這六個人都是中國九路軍的人員，他們利用租界作為他們的總部已有一些時候了。四名被控告為暗殺陳的同謀犯被移交給了日本人，由日本總領事個人擔保，他們不會受到非刑虐待並在五天之內把他們送回。在第四天傍晚，日本當局宣稱其中有兩個人已供認參與了這起謀殺案。日本人要求在英國主管領事（即赫伯特少校）和英租界巡捕房總監親自到場觀看的情況下在犯罪現場把罪行重新模仿一遍，以使他們相信那些供認是真實的。在犯罪現場進行了模仿演習。兩名嫌疑犯在回答英國領事提出的問題時說，他們是攜帶有武器的，當時守候在大光明大戲院外面，他們掩護了真正凶手的逃跑（他不是他們中的一個，而且似乎已經跑掉了）。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