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普魯士在萊茵蘭的深溝高壘，就成為1870年法國遭到那場大災難的原因之一。1870…1871年普法戰爭的一個結果是，主要大國這個角色由法國讓給德國來承擔了；但是從1871年到1918年，東歐的政治結構使德國沒有能取得它的前輩法國以前所享有的優勢。在那些年代裡，德國東邊的緊鄰仍然是兩個大國——俄國和奧匈帝國。這兩個大國共同遮斷了德國向東擴張的道路，因為它們事實上從波羅的海一直伸展到亞得里亞海，橫貫了整個歐洲。
限制德國向東擴張的這一難以逾越的障礙，在1918年德國戰敗時就由於那些擊敗德國的力量所作出的安排，突然不存在了。1919…1921年解決了領土問題後，德國發現自己的東側是由弱小國家形成的一個地區，就如同1813年以前法國的東鄰一樣。只要西歐大國佔領著萊茵蘭和萊茵河以東的橋頭堡，只要它們後來仍然可以重新佔領這些德國領土而不會冒遭到德國有力反抗的風險，那麼希特勒就只能看著這一有利形勢，而不能去加以利用。一旦希特勒以自身的軍事力量佔領了萊茵蘭，他就能夠充分利用德國的這一潛在優勢，即在東歐以及在斯堪的納維亞和低地國家，盡是一些弱小的鄰國。
東歐這些後起的國家之所以孱弱，是有好幾個原因的。從物質上說——就面積、人口和工業發展而言——它們即使和西歐列強中最弱的國家相比，也全是弱小的，更不必說和德國相比了。它們中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一方的也很虛弱，因為在簽訂和約過程中，它們同戰勝一方的鄰國在領土和其他物質資產方面發生的多數爭議中，結果總是不利於戰敗國的。
協約國的各大國並未蓄意要懲罰以前的敵國和偏袒以前的盟邦。在重新繪製歐洲政治地圖的過程中，它們衷心謀求公正地實施民族自決的原則。但是在1919年，東歐各民族的分佈並不象西歐那樣，如拼花被單中的一塊塊拼花，相互之間界限分明。東歐的各民族是互相交織在一起，就如同一件鑲嵌工藝品上的各色小立體或者如同彩色閃光的絲綢上的各色絲線一樣。在東歐，要畫出清晰的疆界來劃定各國領土的界線而不把許多少數民族置於錯誤的一邊，那是不可能的。於是在這些為數眾多的、對一個民族主持公道就要損害到另一個民族的東歐事例中，協約國的各大國就傾向於作出有利於它們朋友的裁決。例如，它們把羅馬尼亞人占人口多數的匈牙利東部的一些領土劃歸羅馬尼亞，這就勢必也把居住在特蘭西瓦尼亞東南角上一塊飛地內、完全為羅馬尼亞人所包圍的、為數較少但仍然相當大的馬札爾人也並了過去。當這些盟友為所欲為，擅自處理時，協約國各大國也不願，或許無力去約束它們。例如，波蘭人就這樣做了，他們不顧占人口多數的烏克蘭人的意志，強行併吞了東加利西亞，不顧立陶宛人的意志，強行併吞了維爾紐斯的白俄羅斯地區，並且趁蘇聯政府尚未能發揮它所擁有的非常優越的潛力時又把里加條約規定的邊界強加於蘇聯。這種對有爭議的領土採取有害的解決辦法，造成了日漸擴大的影響，結果使以前被征服的東歐小國在物質方面全處於虛弱的地位，然而象德國和俄國一樣，它們也心猶未甘，因此全期待著一有機會就來對那種解決辦法作出有利於自己的修改。
另一方面，東歐的一些前戰勝國在道義上和政治上也削弱了，因為它們強行取得了一些居住著少數異國民族的土地，而這些少數民族全是不情願的，心懷不滿的。這些前戰勝國堅持併入自己那擴大了的戰後國境的每一少數民族，都使它們受到了兩面夾攻的報應。它們不得不擔心來自兩方面的齊心協力的敵對行動：一方面是來自它們境內心懷不滿的少數民族，一方面則是來自憤憤不平的前戰敗國，因為這些少數民族希望回到它們的故國去，而這些國家也希望收回它們所失去的國民。對於一個前戰勝國來說，如果只需要應付一個心懷不滿的從屬民族和一個憤憤不平的鄰國，那麼這項威脅已經是夠嚴重的了。然而大多數東歐的前戰勝國全都樹敵很多。例如，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由於併吞了馬其頓北部而使保加利亞成為敵人，後來又由於吞併了多瑙河左岸的馬扎爾人而使匈牙利成為敵人。羅馬尼亞在同一時期併吞了保加利亞的南多布羅加之後，又併入了匈牙利的特蘭西瓦尼亞和若干鄰近地區，並且又兼併了比薩拉比亞，使蘇聯成為敵國。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的南疆一帶併入了一些馬扎爾人，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邊緣地區又併入了一些德意志人。希特勒反過來以民族自決原則來對付捷克斯洛伐克，出面維護蘇臺德德意志人的解放事業，並援助捷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