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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和內戰給俄國帶來了災難性的經濟後果。外部供應完全斷絕，在外國干涉戰爭的過程中又喪失了對於該國基本的煤、鋼和工業生產中心所在地區的控制，蘇維埃政府只能靠通貨膨脹性的赤字開支來取得對實際資源的控制。但是到了1918…1919年，極度通貨膨脹已把貨幣的購買力降低到幾等於零的時候，蘇維埃政府只好實行強迫徵集。以一個把基礎建立在對農產品實行徵集和由中央對國有化工業、消費者以及武裝部隊一律實行配給的制度來代替自由市場，這種做法使俄國的經濟更加惡化。政府人員裡沒有經驗的人太多、辦事效率很低；中央控制紊亂；被稱為“戰時共產主義”的整個制度本身就包藏看最終崩潰的胚芽。在這個混亂的內戰時期，當對財產的破壞、運輸失調和行政混亂成為普遍現象時，人口中恰恰是布林什維克靠它們支援的那些階層——工人和小農都日益敵視“新的共產主義奴隸制度”。工業中，每個工人的生產率降到戰前水平的三分之一；農業中，農民反對強迫徵集；他們不只是不拿出農產品，而且更糟的是削減了種植面積。最後結果是，當內戰結束，蘇維埃政府再度控制了他們的領土時，工業總產量只有戰前產量的百分之十四點五，農業土地耕種的只有戰前面積的一半，而盧布的價值只有1917年10月時候的百分之一。
重建的任務是巨大的。政府的第一個目標是重新取得工人和農民的信任。為此目的，列寧在同波蘭締結了和約之後不久便制訂了新經濟政策。這便是放棄許多內戰時期的緊急措施。以向農民的剩餘產品課取實物稅代替強迫徵集。放棄了由中央分配物資的做法——除給重工業分配物資外——而代之以一種社會化企業可以自行簽訂獲取和處置貨物和勞務的合同制度。加之，在貿易和手工業中部分地恢復非國有化的私營部門作為社會化工業和私有農民的農業之間的一種經濟，大大地加速了城鄉之間正常市場聯絡的恢復。雖然蘇聯政府把新經濟政策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看作不過是一種過渡性制度，但它還是一直延續到1928…1929年。
毫無疑問，新經濟政策刺激了經濟的恢復。但由於缺乏某些原料以及存在其他因素，恢復的速度受到了限制。起初，從農業稅所得的收穫不及原先實行強迫徵集取得的收穫。由於借不到外國長期貸款，而稅入和自願儲蓄又遠遠不足以用來購買為重建運輸和重工業主要部分所需要的實物資源，蘇聯政府繼續靠印發新貨幣來為重建工作籌資。的確，直到1924年採用新的穩定的貨幣為止，貨幣和物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增長得更快，但和內戰時期相比，貨幣的增加卻是超過了物價的上漲，以致貨幣的實際價值逐漸提高了。隨著貨幣改革的完成，預算中的赤字下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用發行新貨幣彌補赤字的籌資辦法遂告停止；實物稅改變為可以用貨幣繳付的收入——財產累進稅；稅收和來自國家財產和企業的利潤——而不是自願儲蓄——成了政府開支的主要經費來源。到了1926…1927年時，重建工作已經完成，而到1928年，工業產量和工業工人的實際工資已比戰前高出三分之一，而農業的種植面積和總產量已恢復到了戰前水平。
但經濟情勢決不是令人滿意的。首先，在整個二十年代，人口一直增長到超過戰前水平，而農業總產量則僅僅恢復到戰前水平。由於據估計人均糧食消費已達到戰前水平，結果是可以用來出口的糧食數量下降，又因沒有外國援助，出口情況就決定著蘇聯能夠獲得的進口量。因此，1928年的出口額只達到戰前的大約百分之四十，這便引起了很大的憂慮。所以，儘管政府透過全面的對外貿易壟斷，確實控制了出口品的構成，他們也知道，進口品的短缺對國內工業的進一步迅速發展是一大障礙。但是，如果他們鑑於人口日益增長的壓力而想防止人民依然很低的生活水平逐漸惡化，就需要迅速發展國內工業。其次，除了存在農業人口過剩和人口還要進一步增加的威脅外，由於工業裝置不足，工業的失業人數也在增加。雖然在1926年和1928年之間縮短了工時，採取了兩班制，工業工廠和裝置仍不足以防止蘇聯工業失業高出於其他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強國。1928年年中工會會員中的失業人數增加到大約二百萬人。靠工資和薪水為生的總人數從1924年的八百萬增加到1928年的將近九百萬，其中四百萬不到一點受僱於大型工業和建築業。失業者有百分之十二以上失業達一年以上，其所得救濟金為正常工資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如何解決這些困難呢？要在人口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