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還同歐洲有著商品交換。十九世紀由於加強了同歐洲的接觸，貿易有了鉅額擴大，特別是中東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尼羅河流域採用了單一種植棉花的農業經營方式。在正常年景種植棉花是有利可圖的。但國際商品交換設或中斷，埃及的一千六百萬人口（1937年的數字）的糧食供應便將得不到保證。在中東的其他地方還有周期性的歉收和分配失當，部分是由於使用的方法普遍落後（巴勒斯坦猶太區除外，那裡是歐洲式的工業和集約農業的結合）都容易造成主食品的短缺，而糧食耕種者和商人的貪婪又人為地加深了短缺的嚴重性。此種情況在正常時期的自我調節大致是以加重窮人的苦難為代價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敘利亞，當時是在奧斯曼軍政府的統治下，曾遭受到嚴重饑荒。因此，在任何未來戰爭中，凡是利用中東為基地的國家極可能會遇到類似的困境。
一個生氣勃勃的猶太人社群在巴勒斯坦的成長，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出了可怕的經濟挑戰，也給英國委任統治提出了政治難題。這些巴勒斯坦猶太人主要是新近來自東歐和中歐的移民，他們佔巴勒斯坦1939年人口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九。政治上的猶太復國主義至少是三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產物：嚮往已久的返回“希望之鄉”的宗教願望；希望逃避在東歐受到的迫害，那裡多數民族不斷增強的民族主義自1880年以來對猶太人的迫害加重了；同樣的民族主義傾向也影響了若干猶太思想家，喚起了他們要建立一個由自己治理的猶太人國家的願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和美國）的政治家們多少有點輕率地作了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家園的許諾，其後果沉重地落到了英國行政官員身上，整整折磨了他們一個世代。貝爾福宣言——“……在……歷史的浪漫主義階段作出了莊嚴的保證，在那兒……居高臨下地作鳥瞰，一切障礙物都顯得渺小了”——是猶太復國主義者、英國人以及美國的浪漫主義和政客手腕糾纏在一起的難以分割的產物。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原始草案，隻字不提當時佔巴勒斯坦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操阿拉伯語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英國政府修改了這份原始草案，給阿拉伯人的基本權利提供某些保障。浪漫主義“有點象想象力被濫用之後成了髒物一般”，驟然失去了光澤，因為性急的自稱對巴勒斯坦擁有最高權利並以歐洲“文化”而自命不凡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1920…1923年之間四次遭到了阿拉伯人的暴力對付。由於阿拉伯人拒絕接受貝爾福宣言作為委任統治基礎，所以委任統治國的移民政策對他們便無從施加任何憲法上的影響了。英國幾次派去的專門調查委員全都承認阿拉伯人的某些憤怒是有道理的，於是又演變而成為一套給予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雙重承諾”，英國政府對他們必須“實施一視同仁的措施”，但由於阿拉伯人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領導人都不願妥協，公平處理的一切努力又遭到失敗。納粹迫害開始後，猶太人大批移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於1936年以叛亂反擊移民浪潮，並且取得了毗鄰阿拉伯國家的同情和某種支援。皇家專門調查委員會於1937年提出的分治計劃，是英國謀求妥協的一次新嘗試，但既未能滿足猶太人的慾望，又激起阿拉伯人的一次規模更嚴重的叛亂。因此，在1939年的頭幾個月裡，處於慕尼黑陰影下的英國政府正在作最後的努力，企圖使這兩部分人妥協，英國遭到拒絕後，迫於國際局勢的危急，便據現狀處理這一問題，它向阿拉伯世界作了撫慰性的讓步，以便為自己贏得喘息的時間。至於猶太復國主義者，儘管滿腔怒火，顯然還不至於同迫害他們的納粹去合作，而阿拉伯世界的敵對行為（雖然從純軍事意義上說是不起作用的）卻直接對英國在中東極端重要的地位會構成極可怕的威脅。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他們的非猶太人支持者並不滿足於譴責1939年白皮書是一次“巴勒斯坦慕尼黑”，後來還毫無顧忌地斷言決不能以“權宜之計”而給予任何寬恕。但是，由於他們擺脫不掉他們的鼠目寸光，因而固執地不肯去考慮一下，如果沒有白皮書政策，阿拉伯人的政治鼓動、罷工、破壞話動等等會在多大程度上干擾英國於1940…1942年在中東所作的戰爭努力，而結果又會在多大程度上干擾通往蘇聯的波斯供應線——而對民族家園，對猶太人世界以及對全體人類，最終的後果又會怎樣。
1939年3月德國摧毀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西班牙內戰正好結束。巴塞羅那於1月26日落入民族主義者手中，德國人於3月15日進入布拉格，民族主義者於3月28日攻克馬德里。“在三百年無所事事之後，”齊亞諾寫道，“西班牙從此又成了一個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