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心頭。歷史是他們的政治實質，他們的全部政治都要從歷史中吸取力量。
這就象一個人駕車沿著南丘陵疾馳，然後拐彎轉離大路，沿著小道駛抵蘇林頓、華盛頓和斯特寧的草原，在那裡他會看到一些房屋，裡面住著與理查二世的悲劇有關的人，他們才脫下他們的喪服，但哀哭的聲音還沒有完全平息下來。
東歐狂熱民族主義者的極端主張同各自政府的目標接近的程度，同西歐相比要大得多，東歐國家的外交政策深受歷史的權利要求和對歷史的回憶支配，如果要在西歐找一個類似例子，除非是英國政策的基本目標旨在收復吉延和諾曼底。特里亞農條約後被割去了土地的匈牙利絲毫不願放棄聖斯蒂芬王家的歷史權利；為特里亞農條約所擴大了的羅馬尼亞是由達西亞神話支援的；波蘭共和國念念不忘的是亞蓋隆王國，保加利亞縈繞於心頭的是阿森帝國和更早一些的西蒙君主和塞繆爾君主的帝國，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人（但不是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所懷念的是斯提芬·杜尚帝國；阿爾巴尼亞人為自己當前的虛弱所提出的慰藉，則是聲稱自己是“原始的、土生土長的巴爾幹民族”，對他們說來，斯拉夫人只不過是剛來不久的移民，不但斯堪德培是阿爾巴尼亞人，而且連埃皮魯斯的皮洛士和亞歷山大大帝都是阿爾巴尼亞人。東歐民族中唯一沒有自己背上偉大的過去這種歷史包袱的民族是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芬蘭，但甚至在芬蘭人中間也還有一些人夢想要有一個包括全部東卡累利阿和科拉半島在內的大芬蘭。
從中世紀開始，東歐的中產階級就由德意志人充實，不過後來還有猶太人補充。在1939年3月，猶太人仍然還是東歐的主要民族，大約從1800年以後一直是如此，“猶太人被迫流亡”這一章現在即將結束。他們首先是在十四世紀由卡西米爾大帝指定在波蘭定居的，到了十九世紀，背後有俄國政府的迫害在驅使他們，前面有新興的自由社會和發展商業的機會在吸引他們，於是大批猶太人移居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他們便把特別是馬扎爾人自己不願執行的中產階級任務接了過來。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的猶太人恰好與德意志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猶太人沒有祖國，沒有大國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註定是發洩階級仇恨和民族仇恨的物件，掠奪猶太人已成了國際都感興趣的事了，德國便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
缺乏一個確立了的由當地人組成的中產階級便決定了東歐各國的社會史，而缺乏資產階級文明則又決定了這些國家的政治史。除捷克斯洛伐克和芬蘭以外，各國既沒有立憲政體的社會基礎，也不存在立憲政體的道德傳統，只有在匈牙利有議會體制的傳統，但這種體制是由少數人操縱的，不是自由主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出現了為西方所歡迎的國際禮讓的繼承國。它們有著不能取消的民族自決的憑證，它們又宣稱是民主共和國和君主立憲國家，由於有馬薩里克和維尼齊羅斯這樣的人物擋住了視線，人們很容易把它們放在一起看，好象東歐是自由主義政治家的養成所。到了1939年3月，東歐除芬蘭或許還有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所有國家的議會政體都在某種程度上被獨裁政權所取代。在當時，也許人們很少認識到這些繼承國家註定要在一場大動亂中誕生，這場大動亂摧毀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立憲政府，東歐只是未能取得半個西歐所未能保持的政體罷了。馬其頓恐怖主義組織在保加利亞的統治，1930年波蘭對東加里西亞的殘暴鎮壓，羅馬尼亞對比薩拉比亞的掠奪和失政，這些不僅都符合土耳其人和烏克蘭人的歷史傳統，而且預示了一種政體，它在一個獨立的間隔期後很快就要再次從外部強加紿東歐，同時還反映了為外部干預創造必要條件的內部衝突。從波蘭到巴爾幹各國，在農民群眾和統治階級之間都有一道鴻溝，下層充滿怨恨和往往是真正的痛苦，上層則使用警察壓制，又殘暴又腐敗。東歐處於革命前夕狀態，它的社會衝突在某種程度上按照鄰近兩個革命大國之間的對抗意志而向兩極發展。統治階級終將是容易受到德國的反革命宣傳影響的，他們卻又早已在害怕群眾容易受到俄國的革命宣傳影響，並且加以誇大，無意中也就助長了這種感受性。
一個農民為蒙受不公正待遇發了幾句牢騷，便被指控為共產主義分子，被送上軍事法庭，不時遭到拷打，並被判處監禁，或在軍事管制下強迫勞動……。一個不願讓自己的女兒被憲兵強姦，或不用讓自己的財產被憲兵掠奪的農民必然是一個“布林什維克”。
東歐每個國家的地平線上，在壓力或衝擊下，幾乎都會出現分裂。
東歐是一個